他者视角与本位立场：“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学理源起与逻辑证成

“中国认同”是西方汉学与中国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问题域。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认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证成。由于中西文化视角的差异，西方学界对中国的认知建立在“他者”框架基础上，形成一种“镜像”的“中国的认同”，其使得“中国认同”失焦、失准。这是“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学理源起。受西方影响，海外华人与中国港澳台地区分别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性认同”与“‘文明—国家’二元体认同”的“中国认同”命题的逻辑证成路径。“中国的认同”把中国文明体国家置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对位，“中国性认同”把中华文化传统置于群体权益的对位，“‘文明—国家’二元体认同”把中华文明的国家大共同体置于地域文化的地区小共同体的对位。“中国认同”出现“镜像”以及“中国认同”问题式出现多重逻辑证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民族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失调与分离。只有通过“中国认同”问题式来质疑“他者”，建立起“中国认同”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树立国家认同优先于地域认同的“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基本前提，才能还原“中国认同”的“原真性”，重构民族主体性，树立中华文化自信。“中国认同”的“原真性”在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性，以中华民族“...     

"中国制造"与"中国设计"

“中国制造”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课题。中国“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外企抢滩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制造业---“中国制造”的快速致富，同时也使外企在中国土地上大获利益。“中国制造”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走向，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而“中国设计”既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制造”发展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设计就是创新，一个没有设计的国家，将永远不会走在发展的前列。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现代诗人与诗歌思潮重释（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为整个穆旦研究定下基调，到穆旦的《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其主题词显然是“中国”；“中国”的存在以及它的被凸显，标示着穆旦诗歌意义被争夺的焦点所在。穆旦提供的一种“景观诗歌”，“可译性”是其重要特点，我们应当由此进一步探讨“景观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史”的意义，并由此考察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试析中国式现代化之“式”

不同于“中国的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式”，可以说是某种逻辑的“式”。事物之“式”使此事物不同于他事物，具有某类事物质的规定性，即事物的某种典型性。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长期、曲折和迅速的发展，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中渐趋成熟的具有某种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在这样的发展点上，普遍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化”，正在向特殊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转型。中国式现代化之“式”，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就其基本涵义而言，大致有六个层面应该加以思考和讨论：（1）中国现代化的形态即形式之“式”；（2）中国现代化的活动即方式之“式”；（3）中国现代化的样态即模式之“式”；（4）中国现代化的结构即构式之“式”；（5）中国现代化的程序即程式之“式”；（6）中国现代化的规则即法式之“式”。贯穿所有这些层面的“式”之中的，是作为主体即人的目的、价值和取向。由此就形成了纵横贯通于其中的历史和逻辑的关系，需要各门科学，包括哲学的研究来揭示和把握，从而有助于引导中国式现代化主体人的认识和实践。     

中国历史上的人权意识和人权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性善论”，倡导“民本”和“仁政”思想，强调平等与和平。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缺乏作为法律权利主体的个人和集团，缺乏对人权概念的现实要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人权健康发展的意识和思想，如“和谐”观念、“仁政”和“民本”思想以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的人权思想，应该加以坚持。同时，从发展人权的角度看，应从平衡权利和义务、弘扬法治精神和提倡现实主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新     

浅谈中国画的“留白”艺术

“留白”在历代中国画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留白”不是简单的空白，是精心安排下的空白，是构成中国画形式美的重要因素，是建立在中国美学基础之上的审美观念的产物。本文从中国画的“气韵”、“虚实”、“意境”与“惜墨如金”四个角度对中国画的“留白”作了分析。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与妇女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儒家的礼教观念即“法律的儒家化”。中国妇女的地位，尤其是在法律上的地位，决不能简单地、笼统地以“男尊女卑”的公式化的概念来理解。“男尊女卑”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格局和基本原则，但要真正了解中国妇女的社会与法律上的地位，还需进一步把握儒家“孝”的文化逻辑以及“长幼有序”的礼教观。在刑法的构成原理中，“孝”与“长幼有序”的“例外条规”冲淡甚至排除了“男尊女卑”原则的适用。因此，中国社会和法律上出现了一种可以名之为“母权”的现象，而妇女的地位就不能一概以“卑下”视之了。此为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     

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从“国情的特色性”、“理论的特色性”、“实践的特色性”、“目标的特色性”和“历史地位的特色性”等五个层面系统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之文化差异与翻译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龙”译为英文“dragon”。但由于中国“龙”文化和西方的“dragon”文化差异很大，导致了中西文化交往中不必要的误解。文章首先探讨了中国“龙”文化和西方“dragon”文化之间的差异，其次分析了目前翻译界对中国“龙”及西方“dragon”的翻译状况，最后从翻译过程、翻译的本质和任务及翻译中外域文化的可容性规范等角度指出了目前翻译的缺陷，并提出了合理的翻译方法，旨在为中国龙“正名”和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探索一条道路。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国内外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持续升温。但是，国内理论界在讨论中往往混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这几个概念，这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在实践中也不利于我们总结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我们要认清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进而完善“中国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麻”考

“麻”在上古文献中最初指意单一，指中国传统的大麻，据上下文意也可指大麻之籽实、大麻纤维所织之布——麻布。传统文献所言“五谷”、“九谷”，其中之“麻”是指中国传统的“大麻”。此“大麻”又称汉麻、火麻等，其植株雌雄异株。在古代，其籽实可用以榨油食用，亦可炒熟食用，在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经常出现，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脂麻”即“芝麻”，其在中国种植虽早，但在汉代以后才逐渐普及，文献中最初的“麻”并不指“脂麻”。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谈如何解析“中国威胁论”

随着中国实力的发展，国外“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此起彼伏。让全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和谐外交政策，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根本之策。和谐外交政策是对以往一贯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和谐世界”的构想是新时期我国外交宗旨的升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有助于消解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持续发展的疑虑，正面回应“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试论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中国化改造”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曾留学美国，师承杜威。他在对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做中学”的教育思想进行继承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提出了一系列立足于中国实际的教育观念，并将其一一付诸实践。陶行知对于杜威教育思想“中国化”的改造及其实践，不仅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时，陶行知“中国化改造”后的教育思想对当今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国外那些叫中国的地方

一提到“中国”，很多中国人都会油然而生自豪感。可是，如果你在国外，有蓝眼睛黄头发的老外跟你说他来自“中国”，可不要以为他是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因为在国外，还真有地方叫“中国”．     

中国妇女运动特点历史转变探析

中国妇女运动的鲜明特点，是在中国妇女运动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妇女运动特点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阶级斗争”到“社会性别”，从“领袖权威”到“国家机制”，从“推翻绳锁”到“和谐共建”。探析转变的原因与影响，以益于依靠提高妇女地位国家机制，推进构建先进性别文化，遵循妇女发展的内在规律，共同建立“和谐伙伴关系”。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对高职英语写作的思考

“中国式英语”是大学英语写作中的普遍现象，文章分析了“中国式英语”的成因主要是汉语的负迁移，并举出了“中国式英语”的一些特征，最后给出了应对“中国式英语”的对策。     

解读“中国化”问题的中国概念——以“对言”和“相关”为例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一系列有待回答的问题，“文明形态”和“文明史观”也重新面临着“创制”的时刻。与之相应，“相与而共”“共享而同”“相反而成”等中国式的“对言”结构及其有别于“同一律”的“相关律”逻辑，当可成为典型的思想语法，使“中国化”的问题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得以厘清。而“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并用，恰恰需要在中西文本的译解之间进一步还原“对言”和“相关”的潜在意义；这不仅可以撬动概念的固化和理解的惯性，也将重置和重构文明对话的思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