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日：“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篇》第三章） 花言巧语甜颜蜜色的人，很少仁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巧言令色”的斥责就有三次，《公冶长篇》加上了“足恭”，《卫灵公篇》说“巧言乱德”，足见孔子对巧言令色的反感鄙视。《诗经》说：“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尚书皋陶谟》说：“巧言令色孔壬”，孔壬是很奸佞的意思。     

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研究

安大简《仲尼曰》是一篇以修身为仁、谨言慎行、亲善任贤、求为君子为主题的孔子语录文献。行文多以“君子—小人”“善—不善”“仁—不仁”等对比的方式呈现，凸显孔子对古圣时贤及弟子的评价，为凝练主题，强调文本整齐性、简洁性，该篇应对来源文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减。因此可以将《仲尼曰》看作是一篇围绕孔子言论进行的主题文献摘引，这也说明其成书时间不会太早。该篇内容多可与传世文献比照，对解决《论语》研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墨子》“城守各篇”札记五则

《墨子》“城守各篇”与秦墨学之间有密切关系。《迎敌祀》中的“弟之”,《旗帜》篇中的“菌旗”“涂菌”,《号令》篇中的“可行不行”等以往一些不甚明了的概念以及里耶秦简9-1588简的性质，都可以通过《墨子》“城守各篇”与出土秦简牍的参照得到解决。可见《墨子》“城守各篇”很可能就是经过了后人加工的秦代文献。除守城术外，墨家学说对于秦文化的形成是否有更深层次上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世纪小女子，谈笑有鸿儒

1919年，中国文坛上突然冒出了一位“冰心女士”。这年9月18日至22日的《晨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署名为冰心的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冰心”这个名字最先出现在中国文坛上。接着，短短四年间，冰心创作了短篇小说30多篇，散文近50篇，诗380余首，还出版了诗集《繁星》与《春水》。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孙子兵法》的语言学研究

《孙子兵法》是我国春秋时期最为可靠的典籍,与其他典籍相比,在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方面具有独到的、不可代替的价值。其语言文风有“篇幅短小、分篇分章”、“多四言排比句”、“多用判断句表述观点”等特征。     

论《管子》的结构特征

刘向整校古籍,根据各篇产生的时间及思想的真伪,多作内、外、杂篇的分类。《管子》一书中“内言”、“外言”、“杂篇”的分组也应如此。“内言”是思想源头,“外言”在“内言”的基础上形成并突出了法的思想,“杂篇”晚出,兼融道、法、农、阴阳等各家。《管子》中有“经言”一组,它是对“内言”的理论化、系统化,并上源“内言”,下启“外言”。根据“管子轻重”和“短语”、“区言”、“管子解”各组的性质,可分别与“外言”、“杂篇”并列。     

“起点”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谁是“第一篇”现代小说，学界历来颇有争议。若仅从时间而言，陈衡哲的《一日》与李劼人的《儿时影》皆早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似乎更具成为“起点”的资格，但所谓现代小说的“起点”不仅意味着时间层面的起始，更加代表了现代性质的开端。文学史的“起点”有别于文学的“起点”，它在更深层次上蕴含着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以及学术考量等综合因素的判断和把握。因此，对“第一篇”现代小说争议的探讨和对“起点”文学史意义的考察，不仅是“时间”与“内容”之争，更是在深远、宏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下，还原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性与经典化。     

王令传递与西周王权

《诗经》 “六笙诗” 因 “有其义而无其辞”, 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 它的篇次莫定, 前后不 合, 难以融入 《诗》 的辞章编排系统。 特别是由它引起 《诗》 文本编排的变更, 所谓由毛公 “推改什首”, 造成了 《诗》 的 “非孔子之旧”, 多与史实不合。 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 《诗》、 汉 《熹平石经》 与毛 《诗》 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 并在 《诗》 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 《诗》 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 “孔子之旧” 就只 有 “三百五篇, 遭秦而全” 的 《诗》 文本, 四家皆无异义。 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 缘由自相矛盾, 反映的 只是其笺 《诗》 所见与注 《礼》 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 《毛诗》 文本。 其中的 “六笙诗” 序, 不过是其时的 《毛诗》 学者将 《乡饮酒》 《燕礼》 中用乐的 《小雅》 的 《南陔》 等 6 篇编排到 《诗》 文本中的新变现象, 而不能说是代表 “孔子之旧” 的古 《诗》 文本。 不包括 “六笙诗”, 才是 “孔子之旧” 三百五篇古 《诗》 文本的实际篇目。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明人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圣叹评本《水浒》施耐庵“原序”相同,但多出“元施伯雨”的署名。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这意味着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笔者考证,这篇《水浒传自序》很可能源于金圣叹评本《水浒》,但相反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施耐庵是否“元施伯雨”,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水浒传》“施耐庵的本”则有可能不是小说而是剧本。     

情感符号中的审美人格——《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

《文心雕龙》和《诗品》有相近的情感符号：声律、夸饰、事类；又有相异的运动结构：刘勰以总论一枢纽一割情析采构建著作理论体系，钟嵘以三篇序文和60篇评品文章构筑著作结构。同时，情感符号扣理论结构蕴含文艺家的审美人格：刘勰追求“重旨复意”之无我，钟嵘崇尚“无极动心”之无味。     

世纪小女子，谈笑有鸿儒

冰心与胡适 1919年,中国文坛上突然冒出了一位“冰心女士”。这年9月18日至12日的《晨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冰心的“问题小说”——《两个家庭》,“冰心”这个名字最先出现在中国文坛上。接着,短短四年间,冰心创作了短篇小说30多篇,散文近50篇,诗380余首,还出版了诗集《繁星》与《春水》。     

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六十家小说》亡佚篇目讨论

《六十家小说》为明嘉靖间所刊话本集，共六十篇，现仅残存二十九篇，经马廉整理，题为《清平山堂话本》。余下的三十一篇是否尚有传世者？有学者将《清平山堂话本》、《宝文堂书目》及“三言”进行对照，确定尚有十八篇作品应为《六十家小说》原收之作。也有学者提出异议，以为十八篇中《范鳅儿双镜团圆》和《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为冯梦龙所作，《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为晚明文人作品，因而将三篇排除亡佚作品之外。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这十八篇为亡佚作品是可信的。     

《文心雕龙》“情理实劳”“崇替在选”辨

《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的“劳”,有的训为“辽”,广阔的意思，有的训为辛劳、忧劳。相比较而言，训为辛劳、忧劳更合理。这可以从《辨骚》和“赞”言的上下文语境、《文心雕龙》中“劳”字的用例得到证明。《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的“选”,有的训为“算”,有的训为“齐”,有的训为“选择”。相比较而言，训为“选择”更合理。这可以从《时序》篇论述的内容和《文心雕龙》中“选”字的用例得到证明。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有无苏小妹其人

明人冯梦龙短篇小说集《醒世恒言》中有一篇《苏小妹三难新郎》,说苏老泉“又生个女儿,名曰小妹。”“这是小说家言。“苏小妹”不见正史,《全宋词》《全宋诗》中均无其名。     

测字趣谈

董桥先生在《苹果日报》专栏上写“字里凶吉”，有一篇曾引了《阅微草堂笔记》里的一段测字故事。平日杂览也读到过几则测字故事，不妨引录，以为董文续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