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权力分配

后起国家 ,当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尚未发育形成 ,政府作为有组织的力量 ,往往率先介入早期现代化 ,运用国家力量推进现代化 ;权力分配是一主要的手段 ,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开风气的作用。随着市场的发育发展和社会分化 ,权力分配与各阶层利益相关 ,政府也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权力分配受各种力量制约呈现出集团化、甚至私人化的倾向。近代权力介入社会分配对现代化的作用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早期的催化和后期的抑制两个时期。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权力

在历史视野中,国家权力的变迁具有丰富的含义。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的大小是有一定弹性的,统治集团对于王权的扩张与否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帝业是否稳固,一切政策的旨归都以安定为导向。近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这种扩张的趋势并不是呈线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力量的生长,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效果将更为有效。     

转型时期国家在保持乡土秩序中的作用——对国家权力上收论与国家权力下渗论的评论

本文认为 ,在当前乡土秩序研究领域 ,有两种对立的政策主张 :国家权力上收论与国家权力下渗论。国家权力上收论者的主要理念来自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 ,国家权力下渗论者的主要理由是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内外部环境及整个现代历史发展趋向的分析。无论何种背景 ,理论界大都同意保持乡土秩序并以此促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价值先决性。在现代化这一主题关怀下 ,本文通过对诸种政策主张的社会学考察 ,发现国家权力上收论与下渗论之间存在断裂 ,当前应以具体研究而非抽象争论来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持乡土秩序的智慧方案     

当下中国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之探析——基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

当下中国部分县域地区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客观现实,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在对现实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大量的解释模型中,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认此为切入点,探析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国家权力在某些公共领域的不适当退出,以及国家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县域政治的衰败和紊乱.     

全球化视野下的软权力暨中国软权力探析

冷战结束以后,另一种构建在文化、意识形态、信息力、国际规则等之上的非物质化的特殊力量--软权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日益隆兴并日益成为21世纪权力竞争的核心部分.各国权力竞争也愈加呈现出"软性博弈"的态势.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家权力分散与集中的趋势,使各个权利中心与行为体一道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权利拥有者与行使体.中国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调整战略以应对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既拥有丰富的软权力资源与优势,又存在各种问题.因此,必须加强软权力的建设与软权力资源的培育.使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发挥重大的作用.以此来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与维护增强国家权力.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获得的最重要思想创新成果、最重要制度创造成果和最重大实践创新成果之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要以历史思维探析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与演进逻辑,以系统思维分析其核心理念和理论体系,以创新思维凸显其核心价值和比较优势,以比较思维探析其创新智慧和世界意义。     

简论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授予

以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国家或社会内部活动之间关系的分析。本文采用了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 从权力授予的角度对国家与社会进行了重新梳理。其实,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往往是建立在权力授予上的互动, 社会体系内部的授权最终将会变成国家权力。国家体系内部的授权也需要来自社会的支持与认可, 公民授权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种主要途径, 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连接点, 人类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就是公民授权与社会授权不断扩大的进程。     

国家自主性：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以权力、制度与机制为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着国家建设的“双重难题”,即面临着如何实现规模治理与推进发展相互交织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构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结构、分工合作的制度体系和高效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支撑、保障、发挥国家自主性,使其成为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权内在本质的表现方式,它体现为对外的自主性与对内的自主性两个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自主性表现为,通过运用领导体制长期稳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自主制定与实施国家发展规划,稳步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有措施、有成效地持续推进现代化发展。经过70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性实践,中国自主推进现代化变革,逐步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难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在社会制度建构中的主动性

社会关系具有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特性,决定了国家权力可以主动创建作为社会关系表现形式的社会制度的必然性,社会制度则以动态方式体现生产力的客观性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内外处境又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对于社会制度建构的这一主动性凸现出来。而中国的国家推进型制度变革能否走向彻底成功,归根结底取决于改革进程中制度建构的良性社会基础的孕育和发展。     

论完善当代中国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 ,需要深入考察以下几方面 :第一 ,国家权力所有权及占有、使用、支配、受益权的关系原理 ;第二 ,进一步理顺不同种类国家权力的横向关系 ,探索其运行原理 ;第三 ,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配置 ;第四 ,国家权力内部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的有效分离与合成。     

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成长逻辑及其世界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理论中尚没有取得应有的关注和地位。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实际上是“以资本为中心”,国家服务的是资本利益而不是人民利益,因此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也无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由于中国“社会嵌入在国家之中”的历史事实,推动现代化成为国家的内在责任,国家伴随着现代化而成长。基于国家成长角度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表明,国家作用至关重要,但是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国家作用具有差异性。在“站起来”阶段,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强制性整合,为现代化的启动奠定基础;在“富起来”阶段,国家着力增强经济和社会主体力量,释放现代化建设的活力和创造力;在“强起来”阶段,国家为经济和社会提供基础性框架,创造发展新动能和新平台,推进可持续的现代化。中国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新成果、新形态,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新的参考或镜鉴。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一个解释框架

从组织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在后发国家"应激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能否获得相对于国内各阶级的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政治条件.在现代化启动之际,国家政权需要能够有效摆脱传统社会中支配阶级的制约,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国家自主性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表现在,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行动能力的国家政权,是有效应对国际挑战、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并提供现代化所需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前提条件.     

论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

作为迎合资产阶级采取削弱和限制王权的具体措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资产阶级议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作辩护的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的国家分权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权力彼此制约,但立法权被赋予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从而确立以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对后来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

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 ,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 ,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人的个体的“性善论”、整个社会的“性恶论”、以及政治道德化、政治神学化是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两个基本出发点。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超越众意、克服个人利益的社会公意至高无上 ;主权者不滥用权力损害它的公民是通过道德来保证的 ;国家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也是不能代表的 ;以多数人的意志能够体现公意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为特征的、极端的、直接的人民民主制。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缺憾在于 :它不是建立在政治学而是建立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的 ;卢梭置公意于法律之上 ,是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 ;卢梭坚持主权的不可分割和不可代表、反对权力制约的三权分立理论是错误的 ;卢梭关于消除所有党派、建立人民直接面对国家的极端的人民民主制是根本不可能的     

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国家权力义务性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近代法治理论建立在对国家权力高度不信任的基础上。宪法正是为在权力与权利之间进行恰当的划界,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产生、存在与发展的。随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理念的入宪,国家权力(尤其行政权)的义务性日益凸显成为保障公民权利、完善民主制度的适当手段和必要方法,义务性也随之成为国家权力本质属性之所在。     

合理配置我国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救助程序、前科消灭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等.除刑事赔偿程序外,我国刑事审后程序的国家权力配置,存在着不少的缺陷,也缺乏一些必要的制度设计.因此,重新合理配置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规定裁决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执行权原则上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应强化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建立被害人参与制度和被害人救助程序,完善前科消灭程序和刑罚变更执行程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世界现代化新态势,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中治理问题和挑战得以妥善解决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得以推进拓展并形成科学严密、特色鲜明的系统特征。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中,标定中国国家治理发展新方向,明确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新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在目标引导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破解全领域治理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一体发展中,全面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图景,为后发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