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孙子》的注解。从治国战略的角度看,这些注文既阐释了孙子关于民本论、义利论、慎战论和伐交论几方面的思想,同时在注释过程中又融合了儒家的治国战略思想在内,明显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是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融通。     

试论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的注疏价值

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为曹操、李?、杜牧三家注本, 是一个新的版本系统, 可与竹简本、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相提并论, 号称 “四大系统”, 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注疏价值即是其一。由于夏译本在总体上是对汉文原本各个段落的解释性翻译, 其对经文部分的翻译相当于《孙子》的又一个注本, 堪与《孙子》十一家注等注本相提并论; 对注文部分的翻译相当于对旧注所做的解释和阐发, 即“疏”。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实际上就是一个“注疏本”, 其注疏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在古代耳熟能详的词语当时不需要做任何解释, 但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却相当陌生, 夏译本恰可以填补古代注家在这方面的空缺; 二是夏译本中的断句情况, 可以对我们今天标点整理«孙子»及其相关古籍提供借鉴     

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汇考

被誉为“世界第一兵书”的《孙子兵法》,历代有注解批校者二百余家,各版本约四百种,各译本近三十语种,不可谓不夥。其中以南宋宁宗年间刻本《十一家注孙子》最为流行,学界奉之为善本。然至今校注《孙子》六千余字正文者颇多,而考论十一家十余万字注文者绝少,成为中国文献训诂史上的一个空白。通过对十一家注文按一版本、二注家、三体例、四注释、五校勘予以全面系统之详考辨正,可了解十一家注文之珍贵文献史料价值及其学术地位。     

《孙子·势》“形名”释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孙子·势》) 这是《孙子·势》开头一段话。较难理解的词语是“分数”与“形名”,而有争议的則只是“形名”。关于“分(fèn)数”,曹操作注:“部曲为分,什伍为数”。(见《十一家注孙子》)李贽也作注:“分,谓偏裨卒伍之分;数,谓十百千万之数……。”(《孙子参同》)这就是说,分,指部队的编制、建制,数,指一定编制中规模的     

从《长短经》看我国兵书三大疑案

根据唐人赵蕤所撰《长短经》,可以发现:《素书》并不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宋人张商英伪造之书,而是古兵书《玉钤篇》;兵书称“经”最迟在唐代已开始,并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宋代;所谓“杜佑《孙子》注”并非学术界一般认为的只是抄曹操注和孟氏注而已,还抄了其他家《孙子》古注。     

中国孙子学的整体辨析

中国孙子学作为一种专门研究《孙子》的学问,主要包括7项内容:《孙子》的作者、《孙子》的成书、《孙子》的文本、《孙子》的本义、《孙子》的延伸、《孙子》的传播和《孙子》的影响。就此做一番整体性的辨析,对建构中国孙子学史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颜师古的“合韵”和他的古音学

颜师古(581—645),名籀,字师古,长安人,是南齐黄门侍郎、著名的语音学家、《切韵》的讨论者之一颜之推的孙子,新旧唐书都有传。《旧唐书》他说“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古训,善属文。”其流传至今的著作有《汉书注》、《匡谬正俗》和《急就章注》。颜师古是唐初继陆德明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语文学家。他不但在文字、训诂、史地等方面有深刻的研究和巨大的成就,而且在古音学方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遗憾的     

老子“无为”本义探源

本文用唯物史观的考察方法探讨了历史上道、儒两家“无为”论的相互关系,认为儒家“无为”说只是“援道入儒”,为儒所用而将老子“无为”儒化的结果。并引证《庄子》、《墨子》、《淮南子》及《老子》原著,证明老子“无为”原义是要求排除经世治国中的个人目的与私欲,而并非主张无所作为。“无所作为”说只是历代经学家们对“无为”范畴的曲解。     

《孙子兵法》词义疏证十则

《孙子》的本文与注释历来有很多歧异。笔者比较了多种版本，搜寻恰当的训诂作了校注。这里摘出其中十则，都与旧校注不同，以示方家指正。     

佛道为表儒家为里——从“二十七界说”解析谭嗣同《仁学》的哲学思想

谭嗣同是近代中国建构哲学体系的第一人,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表现在《仁学》一书中.《仁学》的哲学思想又集中表现在“二十七界说”中.“二十七界说”思想明确,有其佛学的外表,但其内核仍是融摄儒佛道三家而归宗于儒,实为他追求的“通”或“一”的观念作一个哲学的说明,而“通”或“一”乃是谭嗣同致力于伦理、政治上“平等”观念的哲学依据.所以,通过“二十七界”说,即可剖析出谭嗣同《仁学》的哲学思想实质,即佛道为表,而儒家为里.     

扬雄著作系年

扬雄著作,在《汉书》里有如下记载: 《艺文志》:“小学家类”录有《训纂》一篇,班固原注:“扬雄作”;又有《扬雄训纂》一篇(案:二篇实为同一篇)。“儒家类”录有:“扬雄所序三十八篇”,班固原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陆贾赋类”有:“扬雄赋十二篇。”(案:《汉书·扬雄传》载有《反离骚》、《甘泉》、《河东》、《羽猎》、《长杨》、《解嘲》、《解难》等赋以及有目无文的《广骚》、《畔牢     

孟子学说由“显”而“隐”的政治背景——《孟学流变刍议》之一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中的重要人物。韩非把“孟氏之儒”列入“显学”。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教人”、“言先王之仁义”(《韩非子·显学篇》)。我们知道,“仁义”同时并举,正是“孟氏之儒”的特色。因为孔子大谈其“仁”,也多次说过“义”,但从未“仁义”并提。可见韩非事实上把孔孟相提并论。此外,从汉代一些著作和封建国家的措施中仍可看出早期孔孟几乎并列的痕迹,如司马迁说:“(邹衍)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记》卷74)王充《论衡》一书有《问孔》和《刺孟》两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时,《论语》、《孟子》两书曾和《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见赵歧《孟子注》卷首),可以说是孔孟并列。     

《南齐书》标点一误

《南齐书·陆澄传》载陆澄与王俭书曰:“太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且弼于注经中已举《系辞》,故不复别注。今若专取弼《易》,则《系》说无注。”(见中华书局1971年标点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其中“《系》说无注”,应为“《系》、《说》无注”。《系》即指《系辞》,《说》即指《说卦传》。我们知道,王弼注《易》较《老子注》简略,而且对《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传没有注释,后来,韩康伯续注。现今流传的《周易注》就是王弼注和韩康伯的续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又在“韩康伯注”下说:“王辅嗣     

孙子与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中，孙子是私家著述的真正开创者。孙子的思想和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是广泛而复杂的。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孙子和孔子的思想相当接近，而他们之间又看不出相互影响的痕迹。在孙子之后，儒、墨、道、法各家对孙子的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驳难与发展，这些驳难与发展，既是古代兵学思想的宝贵财富，也是了解孙子思想的宏观历史背景。     

《孙子》“形”义辨

《孙子兵法·形篇》论：“形”而不言“形”，历来注家说法不一。本文对该书中“形”字的运用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形”指的是军事活动中的一切外在表现形式，是《孙子》中的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     

“虎狼之父子”的出处

马中锡《中山狼传》,是古代文学的名篇,其中有一句:“儒谓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为子必孝,又谓虎狼之父子。”对于“虎狼之父子”的“之”字各注本多有疑义。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山狼传》注94说:“虎狼之父子,意谓即使     

《文子》与郭店楚简

《文子》与郭店楚简的道儒两家文献都有密切关系。在道家有《老子》、《太一生水》 ,在儒家有《五行》、《成之闻之》 ,其中一些是久已失传或不见于载籍的古佚书。《文子》与这两方面都存在着联系 ,体现了以道合儒 ,兼采百家的融合互补模式。     

现代新儒家与传统道家哲学——论唐君毅对老、庄哲学思想的研究与涵摄

人类的学术文化总是继承前有的传统文化而来。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三家长期以来既鼎足相抗,又互为融合、激扬,不断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形成新的社会思潮,推动着中国文明向前发展。魏晋时期,儒、道相结合,产生以《庄》、《老》、《易》“三玄”为主要内容的玄学思潮。迄至宋明,儒家学者批判地(critically)吸取佛、道二教的某些思想,形成了影响中国社会达数百年之久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我国一批著名学者继承理学的儒家道统,融摄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思想,开创了在海外影响甚大的现代新儒家学派。     

净化心灵的文字

20世纪初,在山东省平原县一农户家里,住着一位老人和他的小孙子。每天早上,老人都坐在厨房的桌边带着他的小孙子,摇头晃脑地读着《诗经》《春秋》《三国志》等古籍,书声琅琅。一天,小孙子问道:"爷爷,我试着像你一样读《道德经》,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我都猜不透那里面的意思。有时,我似乎理解了一丁点儿,可是一合上书,脑袋中又立刻忘记了。这样去读这些书会有什么收获呢?"老人安静地将一些煤投入火炉,然后说道:"用这个装煤的篮子去河里打一篮子     

关于儒、道、佛三家的理论极限

儒、道、佛(禅宗)三家理论构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从理论“终极关怀”的视角看,三家皆有自身的理论极限:在儒为“天命”,在道为“无极”,在佛为“拈花之境”。三家理论既有纵向的衔续性,又有横向的涵纳性。道家以“无限”实现了对儒家的超越,佛家以“心法”实现了对道家的超越,最后由宋明理学完成了对三家的综合性超越。准确地找到这三个极限,对于在宏观上重新认识儒、道、佛三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或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