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铜鼓纹饰上的越海船

铜鼓上有种种纹饰,船纹乃是其中之一。对铜鼓上的船纹,曾有各种不同解释,但不能认为每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应当看到,解释的不同,在于研究者立论各有偏重,因而未能反映全面,甚至不能把主要事物摆在主要的地位,不过如此而已。本文除对铜鼓船纹的不同解释略作介绍外,主要目的则在谈谈自己的看法。     

南方民族史专家石钟健先生来我院讲学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我国南方民族史专家石钟健先生,应邀于六月八日至七月十日在我院讲学。在我院讲学期间,石先生以他多年悉心研究的成果,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诸方面的大量材料,系统地论证了我国古代南方民族的源流及其对缔造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大贡献。讲课内容共分十个专题:论左江岩壁画的时代、论广西岩壁画和福建岩石刻的关系、试论西瓯和骆越出自同源、论西瓯的族源、中国古代铜鼓、祝中国古代铜鼓展览开幕、铜鼓上的船纹是越海船吗、古代中国船只到达美洲的文物证     

从铜鼓纹饰看我国南方各民族先民的审美追求

铜鼓产生、流行于我国西南和岭南，其纹饰体现的是我国南方各民族先民对生存的审美追求，是南方各民族先民对平和、宁静、幸福生活的追求，是南方各民族先民寻求心理平衡，达到天人合一，得到上天赐福的内在心理的显现。     

贵州古代铜鼓文化的文化内涵阐释

贵州自古以来就是铜鼓的主要使用区域之一.各族人民在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把优秀的民族文化融入铜鼓的制作和纹饰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铜鼓文化.铜鼓不仅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融通、融合的实物见证,也是各民族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历史见证.各民族文化与儒、释、道文化精髓的完美结合,使铜鼓的文化内涵变得无比丰厚.     

南越王墓船纹铜提筒纹饰研究

对广州象岗南越文王赵昧墓中出土之编号为B59的"羽人船纹"铜提筒的研究,前人已做过很多工作,但多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对其纹饰含义进行解读,而很少关注其纹饰本身形式问题.本文主要从形式切入,结合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对纹饰中四艘船的排列形式(即顺序)问题进行探讨,最后认为其为"一组完整,有序的船队"纹饰.     

铜鼓的民族文化身份辨析及其特征和意义

铜鼓是南方少数民族使用了两千多年的打击乐器,至今还在广西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民俗节庆活动中使用.广西也因此成为目前国内外发现铜鼓最多的地区.铜鼓所表征的民族文化与汉族的中原文化有很大差别.铜鼓的民族性、地域性决定了其基本特征,从而产生出特殊的历史功用和现实意义.     

从艺术内容谈广西铜鼓的族属问题

铜鼓是我国南方古代的一束瑰丽的艺术之花。其流布之广,数量之多,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解放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对铜鼓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从体系来看,有的学者把它分为两个,即云南型体系和两广型体系。笔者认为,按体系的分法是正确的。因为云南出土的早期铜鼓和两广出土的早期铜鼓,不论从其型体、纹饰、大小、重量以及铸造方法等诸方面看,都各有特色,目前还看不出它们相互间有承袭的关系。在两广型这个体系     

金沙"太阳神鸟"文化解读

“太阳神鸟”金徽可以看成古蜀文化的载体。徽记上绕日飞行的鸟类,是鹭类的鸀(王鳥)(烛玉),一种群集性的水禽。由于鹭与鼓自古就联系紧密,西南民族习用的铜鼓,常有鹭纹存在。金徽与铜鼓之间以鹭为桥梁,金徽图案便移用到铜鼓上,使铜鼓图纹与金徽有惊人相似性。如此,便可将铜鼓用作解读金徽内涵的敲门砖。于是看出,金徽说明了负阴抱阳的圜道；动水对炎火的制约；从而引申出预防灾患的意识。     

我国古代的铜鼓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收藏铜鼓一面(封三图一)。通高27.5公分,面径51.5公分,足径51公分,胴部略大于鼓面,腰部内收有一突棱,四耳。鼓面中心花纹为十二芒角太阳纹,主晕为游旗纹,其余纹饰为雷纹、云纹、乳钉纹、絃纹,竖排直线纹相     

关于考证古墓族别的来信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 一九八五年贵院第二期学报所载《铜鼓的纹饰、造型和壮族祖先的宇宙观》一文中,在论述雷神在铜鼓上如何表现一节时,其中有这样一段:“说来也巧,近年在浙江越人故地出土了一种描写祭祀场面的铜屋,屋顶的图腾柱身上铸满雷纹,顶     

铜鼓

广西是古代生产和使用铜鼓的重要地区之一,壮族先民“濮人”是铜鼓最先的铸造者和使用者。“濮在周等爵称子,与楚同一等级,地位不低。”在花山壁画中,图中人物举手向上敲打铜鼓的图案出现多处,说明铜鼓早已在壮族先民的心目中有了重要的地位。铜鼓的历史已有2000余年,铜鼓的品种有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它们都是铜鼓工艺的精品。     

“ 纹” 以载道：中国古典图案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物以载道"是中国造物艺术"载道"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的意义与"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一样,所不同的是"载体"的区别。中华图案纹饰与造物艺术共为一体,独特地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从庙底沟彩陶盆上出现图案伊始,中华造物艺术就与图案融为一体。玉器、彩陶、青铜器、瓦当、漆器、建筑构件等造物艺术,无不包含了图案,同时,图案纹饰本身的独立意义也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表现形态,因而我们也可以说:"‘纹’以载道"。     

庙底沟彩陶的审美特征

庙底沟彩陶属于仰韶文化,对均衡、对称和色彩等形式规律有了自发的意识。其造型多平底,器腹较大,体现了实用与审美的辨证统一。泥条盘筑和慢轮修整等工艺的发展,使器物规整均匀,线条曲折且带流。仿生器物由器向艺发展,拟人化器物体现了女性崇拜,且有了立体雕塑的效果。纹饰以仿生为主,多为植物纹和鸟纹,花卉纹在后期占绝对优势,鱼纹则退居附属纹饰。早期多写实,后期变形的几何纹逐渐增多,表意性更为丰富。圆点在几何纹饰中起到了中心连接作用,点线造型、弧形线运用自如,影象式的表现手法起到了虚实对比的装饰效果。色彩意识也更为强烈,明快和谐的红底黑花纹饰是其特色,图案繁复多变,运笔流畅,构图严谨,具有很高的装饰性。     

雷州换鼓新考

雷州换鼓曾被誉为天下四绝之一,但人们对雷州换鼓是什么却争论不休。从民族学资料中,我们发现了雷州换鼓的真义。雷州换鼓包括:把铜鼓送往雷州府、换成雷州雷神庙的龙凤灵鼓、再运回原地三个环节。其原因是:雷州雷神闻名于天下,中国有了"铜鼓出在雷州府"的公论,南方苗、彝、土家等民族都有到雷州更换铜鼓的遗迹。     

铜鼓雌雄论

铜鼓作为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在使用时经常成双成对,这种成双成对使用的铜鼓往往被称为“雌雄鼓”,或曰“公母鼓”。最早提出铜鼓分雌雄的是明代著名学者邝露,他在《赤雅》一书中说:“伏波铜鼓,……东粤二鼓,高广倍之,雌雄互应。夷俗赛神宴客,时时击之。”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了雌雄铜鼓的区分和使     

中国少数民族钟铃文化初探

中国少数民族的钟铃文化历史悠久,并因地域、历史不同而各有特点。这一文化形式的产生、发展不仅与文化交流有关,还与各民族的科技发展水平有关。在南方一些民族中,钟铃文化被铜鼓文化所取代。     

英伦经典 简约贵族——Aquascutum雅格狮丹

格纹图案是英国传统风衣的标志,而英国品牌Aquascutum就是以格子图案为特色。由褐色、蓝色、白色组成的细格,这些格子图案有时用于整件衣服,有时仅仅在领口、袖口等处用作点缀。在服装设计上     

试论苗族服饰花纹图案的文化内涵

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等服饰以其绚丽多姿、工艺精美而获得世人赞誉。苗族的服饰美，又集中地体现在花纹图案上。这些花纹图案大多绣织于衣服最引人注目和最容易磨损的部位。既增强衣服的耐磨性，起到保护的作用，又增强服饰的装饰性，使人得到美的感受。从审美角度看，这些花纹图案反映了苗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从艺术角度看，凝聚着苗族民间艺术智慧的结晶；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记录了苗族人民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些花纹图案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对研究苗族的文化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一、花纹图案的色彩色彩是生活的音符，…     

仰韶文化的鱼纹和鸟纹不是图腾崇拜

在远古的中国大地上,当历史的脚步缓慢地走进了新石器时代的大门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分布着以彩陶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在仰韶文化的若干类型中,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半坡类型和以豫西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类型,出土有丰富多彩的彩陶,其纹饰有动、植物纹、几何纹等.这些纹饰来源于人们的生活、渗进了人类的精神因素.尤其是引起了研究者极大兴趣的动物纹饰,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众说纷纭,但以下面的三种为主.     

布依族的铜鼓

时至今日,布依族仍然是贵州使用铜鼓最普遍的一个民族。相当多的布依族村寨现在都还有一个铜鼓,少数的村寨有两个或三个。今日布依族使用的铜鼓都属于“麻江型”(以贵州省麻江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器型而得名),即黑格尔分类的Ⅳ型铜鼓,或闻宥分类的丙式铜鼓。这种铜鼓体态小巧,高一尺许,鼓面直径约一尺五寸,鼓身只分胸足两段,鼓腰呈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