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与胡适五四时期伦理思想之差异

陈独秀和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两位极为重要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他们一生的经历及学说,早已成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其中五四时期的思想是研究的一个热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也是一场伦理革命运动,陈独秀提出伦理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思想,点明了伦理革命的重要性。陈独秀和胡适五四时期的伦理思想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种种差别。在人性论方面,陈独秀主张"性善性恶论",胡适主张"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论;"在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方面,陈独秀主张彻底抛弃别尊卑、明贵贱的"三纲之说",胡适则主张"一点一滴"地改良。作为五四时期的新派人物,陈独秀和胡适的伦理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伦理建构仍有启发意义。     

试论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

中国近代是中国文学史上语言急剧变革的时期，在短短的30余年内，士大夫以之安身立命的文言，急速转变为以白话为主要书面语言。本文试图探讨这一变革过程，指出这一变革过程是在外来影响下发生的，它具有追求“言文一致”和“由俗趋雅”两条相互交融的发展线索，充分显示了这一变革的复杂性，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胡适传统语言工具论的历史局限——从现代语言学视点解析

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以文学工具变革为突破口,然而,五四白话文运动远远超出了胡适等人的语言工具论范畴,从“意图”的文学改良走向了“事实”上的文学革命。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文言与白话是代表两种不同思想的语言系统,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单纯的语言工具运动,更是深层的思想运动。五四思想革命是通过白话文运动来实现的,五四思想革命本质上也是语言革命,即从古代汉语的思想体系转向现代汉语的思想体系。新的语言系统(现代汉语)不仅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得以成功,而且使中国现代文化得以定型。     

《文学改良刍议》探源──胡适与黄远生

本文认为：黄远生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先声，在总结辛亥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使中国人的思想与现代思潮接触，改造旧有中国思想的主张。这成为一种新的信仰，为当时许多人所信奉，与此相联系，黄远生的新文学思想也启迪了文学革命的先驱陈独秀、胡适等人，身在异邦的胡适通过《甲寅》以及在美国发行的报刊等，接触到了黄远生的新文学思想，受其启发，文学革命思想潜滋暗长，他的２０年不谈政治，专谈文化，注重形式革命，以及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倡导的旨在普及行远的白话文学正宗说等“文学革命八事”的理论基础，与黄远生的新文学思想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

五四文学革命已经有 85年的历史 ,功过是非 ,理应给予理性的学术评价。对于五四文学革命 ,既有“新儒学派”的根本否定 ,受“新儒学派”影响的传统文化维护派的指责与否定 ,也有“国学派”、“鸳鸯蝴蝶派”、“新鸳蝴派”等的挑战 ,他们的一些批评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缺点与失误 ,往往不无道理 ,但相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功绩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功绩有 :( 1 )以白话取代文言 ,完成了文学语言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 2 )揭开了中国“人的文学”的新篇章 ;( 3 )彻底扫荡了“鸳鸯蝴蝶派” ;( 4 )取法欧美文学的经验 ,实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首次接轨。     

原"人":五四文学观念的世纪末回眸

五四时期的Humanism思想将“人”抬到了中心位置。“人的文学”一度成为时代的呼唤。就中国现代文学孕育、成熟、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来看 ,新文学的指导思想至少有三个明显的传统 :陈独秀的受传统思想制约的人道主义 ,胡适的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的夹杂非理性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文学观。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人的文学”的路径 ,乃是当今文学创作突围重大举措之一。     

翻译的现代性与历史的可译性——论胡适白话译诗的社会文化功能

胡适的白话译诗为中国白话新诗注入了现代性的血液,中国白话新诗的现代性是翻译的现代性。不仅如此,胡适将白话新诗看成是文艺复兴和再造文明的利器,其白话译诗,作为引进、借鉴和模仿西方精神文化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暗含了胡适为寻求现代政治经济文明而模仿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动机,所谓历史的可译性是也。     

《聊斋志异》中的隐喻

中国文言小说从魏晋六朝开始盛行到唐传奇正式成熟之后,并没有因为白话小说浩大去势的冲击而消歇。相反,经过明代《剪灯新话》、《情史》等专集的再度盛行,文言小说在清代以《聊斋志异》为标志而达到新的高峰。这一事实表明:文言作为小说的艺术媒介,有着不可被白话代替的功能。揭示文言的独特功能理所当然地是揭示文言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的审美特征的重要途径。 要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划出绝然的分界是不明智的。但如果以《三言》、《二拍》等作品作为白话小说的代表,以《聊斋志异》作为文言小说的代表,我们就可以描绘出这两类小说在语言…     

论胡适与"学衡派"在文化建设观念上的分野

在如何设计和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问题上,胡适与学衡派表现出实质性分歧.胡适是理论家,但更是实践家,他的贡献更在于开文学和学术的风气之先.学衡派所主张的昌明中国之真文化与输入西方之真文化,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试析陈独秀“北伐观”之真谛

北伐前夕,陈独秀一纸《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都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舆论界为之哗然。人们认为他反对北伐,或者认为他曾赞同北伐,后又变得消极。这种争论从当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党史学界。由于陈是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人们认为他的态度反映了中共的主张,所以,这篇文章便显得格外重要。笔者最近翻阅一些有关资料,感到60多年来人们一直误解陈独秀,无论说他反对北伐,还是说他的态度由积极变为消极,都不能准确解释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笔者认为,陈独秀始终是赞成北伐的,他的文章是对自己的“北伐观”的直抒胸臆,代表了中共党内一些人对北伐较冷静的看法。本文拟对陈独秀的“北伐观”及《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发表的直接动因做一探讨,敬请指教。     

《聊斋志异》对小说美学的把握

《聊斋志异》对小说美学的把握黄德烈中国古代的小说，从文体上分，有文言和白话两种。文言小说曾经历过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小说两个繁荣阶段。宋、元、明时期，白话小说渐兴，但不很成熟。清初蒲松龄再以文言形式创作了他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在当时可谓异军...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

近代以来中国存在着一股"全盘西化思潮",胡适是这股思潮的"始作俑者"和代表人物,这大概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反对用所谓西方"新文化"来全盘取代中国"旧文化",主张中西文化和中西哲学的结合;他也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他和传统的关系可以说是形离而神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他主张的是"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而不是"全盘西化",为此,那位真正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始终不肯将他"马马虎虎收为同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之所以主张"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就其思想认识根源来看,首先,是他的民族文化自卑心理的滋长;其次,是他对所谓文化之"惰性"的认识.     

论现代自由诗

现代诗歌是以彻底打破旧格律束缚、自由抒发诗情的赳赳姿态,冲向文学革命的战场的。草创期的诗人们可以说一致赞同胡适那个“诗体大解放”的主张。郭沫若当时也这样说过:“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镣铐。形式方面我主张极端的自主。”就这样,一种以白话词语及散文句法为标志的现代自由诗,应运而生并一统新诗的天下了。显而易见,这种诗体的产生是那个个性解放期的诗人们要求思想彻底自由、创作任情放纵的必然。因此,一味以怎么想就怎么写为满足,而对于诗歌内在规律性的一些要     

胡适思想三题

胡适思想三题李翔海一、全盘西化与实用主义胡适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赞成中国文化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是一个让人感到不无疑惑的问题。一方面，他明确申言“我是赞成全盘西化的”，但他同时又声称，这只不过是“取其上者得其中”。与此相应，即使到了晚年，他也依然不忘...     

论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

本文认为，三十年代的文学群体基本上都呈现出明确的“亚政治文化”形态或具有鲜明的“亚政治文化”特征，各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文章以“左联”为例，通过分析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特征及其性质，揭示其重要文学观念得以形成的政治文化因素。     

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与共产国际的分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认为保护共产党的独立性是国共合作的前提，主张两党“平行合作”，反对“党内合作”的形式。随着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国共合作的破坏，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为此与共产国际做了一定的抗争     

谈脏话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

脏话在早期古典白话小说中就有，比如（水讲传）中的李逢的“杀去东京穿了鸟位”给八十分深刻的印象。近年的文学作品中，脏话的使用率日渐增高，据笔者粗略统计，较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作品集等含脏话的篇目多远超过半数①。那么，脏话何以会被那么多人“看好”？它是否有什么作用？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脏话效果如何呢？说文学作品中的脏话先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看看国人对待脏话的文化心态。鲁迅先生曾把“他妈的”称为“国骂”，可见操此话者之众。一般人虽不以说脏话为荣，但也绝不会以此为耻。先贤告戒我们要“拘于言而敏于行”，传统习惯…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中国俗文学传统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中国俗文学传统郑战兵马宏柏五十年代末，胡适在美国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录音访问时，曾就自己以往治学中的“个人收获”问题谈到过所谓的“双线文学的新观念”。他说，他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很早就提出了“把汉朝以后，一直到现在...     

敦煌话本小说叙事模式的定型

〕“敦煌学”中最具特色，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材料是讲唱文学作品。在敦煌讲唱文学作品发现以前，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难以有确定的回答，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始原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各家众说纷纭，笔者完全同意敦煌话本小说就是白话小说来源的观点。本文的目的即在于考察敦煌话本小说之叙事模式的定型过程。笔者认为敦煌话本小说受到变文的至大影响，但是韵散结合的变文不等于敦煌话本小说，变文演变为散文为主的敦煌话本小说的过程中必定接受了另外的叙事模式，这就是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以散文为主的说故事。因此，敦煌话本小说之叙事模式应是中国传统的说故事与变文叙事模式相结合的产物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过继叙事探析

过继叙事作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对小说的艺术表现起到了重要作用。过继叙事不仅是推动小说故事展开的动力和营造传奇效果的艺术手段，在发掘与之相关人物的隐秘心理及形象塑造上也起到了独特作用。另外，过继叙事在小说中的频繁出现，也反映了当时人对现实生活中过继关系的焦虑。明清白话小说中大量有关继子“复姓归宗”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通过文学虚构平复心理焦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