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凝碧诗”考辨

“安史之乱”中,王维被贼军囚于洛阳菩提寺,并被迫接受“伪职”。诗人在囚禁中作“凝碧诗”,表达其忠君不贰思想。乱平后王维因此诗受到肃宗宽宥。“凝碧诗”在王维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历来有关该诗标题、传递等情况的记载,互相矛盾,殊多疑点,本文对此一一作出考证与辨析。     

释“鬼梦”

卜辞常见“鬼梦”中的“鬼”如同《周礼》里的“占梦”；“多鬼梦”就是诸多“占梦”作梦。在甲骨文中，“鬼”的专职乃是为占吉凶而作梦。后世的“鬼”指巫觋所见的鬼魂，是卜辞“鬼”的引申义。因“鬼”能见常人之所不能见，故其所见就是神示之兆。卜辞以“占梦”称“鬼”，而梦字又不从“鬼”，是因为“鬼”戴四目头乃是其“赠”祭以逐恶梦之形象，行其“占梦”职而睡乡觅梦之时却必得除去四目面具，故“梦”字形中之“占梦”并不象四目之“鬼”     

对“牙人”“牙行”的初步探討

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討論中,不少文章里都曾涉及到“牙人”“牙行”这一問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經济中,尤其在繁荣起來的市場上,我們随时都会碰見这种关系。那里有商品買卖(卽使是偶然的交換),那里便会出現牙人和牙行。它們在交換中,究竟占有着什么地位?起了什么作用?它的性質怎样?我们認为有必要加以探討。为了弄清概念,我们不能不首先说到,見于文献記载上的許多“行”字,常常含有兩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基尔特”性質的“行会”組織;一种則是标明职業和售物类别的称謂,与“铺”“店”之意相近。卽“不当行而借名之行”者,如清稗类抄所云:“三十六行者,种种职業也”。我們必需依据材料,加以区別。     

唐五代“随身”“随使”性质及其与“随军”之关系——汉唐“军吏”问题研究之一

唐代州镇使府有名为随军、随身、随使的僚佐人员,传统研究多目之为“军院僚佐与军将”。但从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进历史来看,将上述三种人员从“军吏”的角度加以剖析,更具内涵合理性。“随军”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种军吏;“随身”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军吏,但少数情况下特别是到中唐以后,又是武官俸禄“杂给”中的一种;“随使”则多用作晚唐五代军府幕职的前缀性词汇,意为“随从身边,以供驱使”,个别情况也用作一种军吏的名称。从文献叙事来看,随军、随身、随使三者有较大区别,尽管在某些特定场合可以通用,但有严格条件限制。当三者作为一种“军吏”时,皆有一定的俸禄,但其俸禄并非来自国家供给而是由幕府主帅自筹。     

“高品”为职无须碑证

“高品”为职无须碑证陈道贵西北大学《法门寺》（三秦出版社“长安佛教研究丛书”之一）一书于第１５３页载：“‘高品’一职曾在《佛祖统纪》等书出现过，如宋太祖于开宝四年曾‘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但人们往往将‘高品’误认为人名，地宫出土的二碑证明这...     

宋代武官“带职”制度探析

带御器械、閤职、环卫官作为宋代武官的三种兼带职名,最初主要作为内任供职官,随着政治环境的需要,逐步发展成为外任武官兼带的职名,由此推动了武官“带职”制度的确立.此后,武官“带职”制度的发展不仅对两宋武官制度以及军事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是宋朝“驭武之术”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宋代官制中具有特殊意义.     

从甲骨文“男”、“女”二字之构形看男尊女卑之必然

“男”字的甲骨文构形为以力耕于田,所以男子在农耕时代处于物质生产的主导地位,也决定了其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而“女”字的甲骨文构形,乃是女子跪着操持家务的形象,女子退出物质生产领域而以操持家务为职,直接导致了其地位的江河日下,使男尊女卑成为历史的必然。“男”、“女”二字之甲骨文构形是男尊女卑形成的一个活化石。     

诸遂良与“起居注”

唐代名臣褚遂良,是太宗朝中刚正不阿的谏议大夫。他负责帝王“起居注”的撰写工作。“起居注”是帝王的言行录,相当于古代的左右史。《礼》云:“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起居注”要求实录,“善恶必书”。一天太宗忽然想看看“起居注”,看看史官们在自己的“档案”中记了些什么,并暗示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说:“人君言行,善恶必书。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并拒绝了李世民看“起居注”的要求。     

“世界”的媒介: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合作

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非常看重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胡适,邀请他为商务编辑“世界丛书”,并得到同意。借此媒介,商务同胡适开始建立切实的合作关系,进而希望胡适出任商务的编译所所长一职。于是胡适专程赴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提出若干改进意见,同时推荐王云五代替自己出任所长一职,得到商务认可。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关系由此奠定,这一合作及其后续影响对双方意义重大,其过程值得钩沉。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真际自由”与“实际自由”——冯友兰新理学自由观之省思

冯友兰以“理”为归旨的自由观念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真际自由,即由觉解达到的“极高明”自由境界;二是实际自由,即在尽伦尽职中保持“道中庸”的自由之路。其问题在于：“理”是“不着实际”的“空底观念”,由是真际自由超脱于任何价值之外,趋向既无所肯定、也无所否定的价值真空,而无法为现代自由提供价值根据;同时实际自由否弃对现实伦职本身的新旧是非进行辨别,以致无从明确现代自由的实践方向。究其根源在于：冯先生受制于现成对象化的思维模式,错将传统哲学的形式化、概念化作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根本。因此我们需要走出“概念游戏”,投身当下生活,在切身的共同领会中探索能够确证和维护现代价值内容的中国哲学。     

释“莫敖”

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论著均以为楚国官制与中原各国相比,颇有差异,其中特别是“莫敖”和“令尹”二职,是楚国所独有的职官。实际上,楚官与中原各国基本一致,个别具有特殊名称,究其渊源所自,仍属夏、商、周二个体系;“莫敖”和“令尹”的由来,当可说明这一问题。周原甲骨上的“楚子来告”,充分反映西周初年周楚之间的密切关系,楚国官制直接受到西周王室的影响。     

职技高师农科专业“三三四”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

实践教学是职技高师院校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和创业、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为中高等职业教育输送具有“双师”素质师资是职技高师肩负的重要职能。论文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为例,对构建农科类专业“三三四”实践教学体系的的探索与实践进行了介绍。     

蔡襄与“庆历新政”

北宋庆历年间,由范仲淹为首领导的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蔡襄是其中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在改革中,蔡襄不畏权贵,忧国忧民,极谏尽诤,阐明治道,“苟利国家,岂顾后患”的思想品格和坚强精神,是极为宝贵而值得发扬的。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北宋兴化军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年)十九岁中进士后,任漳州军事判官。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调任西京留守推官,时范仲淹因上《百官图》,并在论奏中讥切时政,批评宰相吕夷简,而被吕以“越职言事”并加诬“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罪名,落职出知饶州。当时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均因此案被牵连贬官。于是,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褒贤贬不肖,可见他是赞同范仲淹的政见、主     

“节用惠民”与“戢兵督劝”——南宋周必大民生思想及劝农实践

周必大作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在助政四朝过程中,围绕国家“中兴图强”目标,对民生问题献智颇多.他主张“节用惠民”的爱民观以及“戢兵督劝”的劝农法,即通过“节约用度”来减轻百姓负担,以“惠民”来换取百姓拥护;通过“戢兵”以使“民安其生,农复其业”,君主和官员“以劝农为职”,与民共期“富庶”.周必大的民生思想既是对以往民生思想的继承,又是他在长期的政务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重要创举,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古代的“刑”与“赎刑”

古代的“刑”字,不但指加于个人的体罚,并且有用兵、征伐的意义。古书中这类例子很多,如: “兮甲盘”:“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毋敢不即市,毋敢或人蛮宄实,则亦刑”。“国语、晋语”:“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是以内和而外威……夫战刑也,刑之过也。”“国语、鲁语”:“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周礼、秋官、大司寇”:“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初探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国古代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方面，历代监察制度的研究似嫌不足。笔者窃以为，在当今反腐倡廉之时，有必要认真开掘这座矿山，提炼其有用成分，使之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要想了解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沿革，必须考证源流，先从其原始意义进行探讨。什么叫“‘监”？《说文》的解释是：“临下也。”《方言》说：“察也。”《诗·小雅＠节南山》中有一句一何用不监”，郑玄笑：“女何用为职不监察之。”可见“监”与“纺”为同义．关干“察”宁，《说文》云：“覆审…     

“女史”考

女史是我国古代唯一由女子担任的史官。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注史云:“《周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至于其它史官,由于与后世史官有直接联系,所以在历代研究中颇受重视,论述也多。唯其由女子所担任的这种史官,由于它的地位模糊,加上历代记述既不系统,又不具体,常常是一点而过,这就为全面了解这种特殊史官增加了困难,所以迄今并无专文考述。但是,从先秦到明清,有不少文献反映了女史设置的状况,在一些野史稗乘,话本小说,绘画题咏中,也往往以女史作为借喻和体裁。因此,为了弄清它的设置状况及其演变和职责,试作以下考述。一关于女史的文献记述最早可见于《周礼》,《天官冢宰·序官》有“女史八人”。“女史”条称:“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逆六宫,书内令,凡后之事以礼从。”贾疏:“案其职云掌王后之礼职,内治之贰,亦女奴晓书者为之,其职与王之大史掌礼同。”又《春官宗伯·序官·世妇》条下有:“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郑玄注:“女府女史,女奴有才     

“因明”未必等于“佛教逻辑”

“因明”一般被解释为“佛教逻辑”.但追溯其在印度的渊源和传入中土、东瀛后的内涵,就会发现“因明”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不同思想史背景下,其所指是有所变化的.究竟该如何理解“因明”、“佛教逻辑”等词的含义,就要看是在何种意义下、何种思想背景下理解,不可一概而论.文章以因明的重要传承地日本为例,通过考察“因明”在北传过程中意义的变化,阐明玄奘所创“因明”一词在不同思想史背景中的具体所指,再现其千余年佛学研究的研究轨迹以及与汉地因明研究的不同.     

老子之“道”新解

一“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亦即是其哲学理论的基石。因而,研究“道”,就是研究老子学说的基础。如何研究“道”?《庄子·天下篇》评关尹、老聃之“道术”曰:“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我们认为,其中的“常无有”说是老子学说赖以建立的基础。然而,在以往的老子研究中,人们往往拘泥于“道”,亦即在所谓“主之以太一”上做文章,而对于其理论基础的“常无有”说,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关于《天下篇》中“常无有”一语,有人以为是出自《老子·一章》中“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句话。其实不然,帛书《老子》甲、乙本于“欲”、“以”二字之间均有“也”字,可证这段话应读作:“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有”当是“常无”和“常有”的缩称,而不应为“常无欲”与“常有欲”之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