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嬗递

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山林传统,以儒道隐逸理论的核心价值为思想资源,围绕"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文化调节而产生,逐渐成为相对于朝廷、政治的自足的文化系统,是士人维系个体独立、缓解与政治威压紧张关系的重要平衡力量。在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萌发并融入隐逸文化的魏晋之前,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经历了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的嬗递。考察这种嬗递的历史动因和演变形态,有助于理解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山林"所彰显的隐逸精神价值,也可以从中厘清山水审美依托隐逸活动而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脉络。     

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     

出处两难——论葛洪隐逸思想的特点

葛洪的隐逸思想贯穿着出处两难的紧张和矛盾.趋利避害、保身全志、重生贵生等是其隐逸思想的基础,显隐任时、出处同归、尊隐重隐、融儒入道是其隐逸理论的基本特点.其隐逸思想体现了儒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是魏晋时期儒道会通的产物.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隐逸是中国士人心理—行为哲学的命题之一,也是士人内在价值取向与处世态度的外在表征。隐逸历经小隐、大隐到中隐的嬗变,三者有轩轾之别,高下之分。隐逸在其历时性演进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隐逸精神化、世俗化的走向,反映了在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势统的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和重新定位。     

朱熹的隐士情结及其影响

朱熹一生执着于用世,也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主流的反映,但他对于隐逸之人却颇为理解,因其行为保持着对道义的追求,此种心态决定了他对隐逸有着别样的情结。他对弃世绝俗的避世之隐采取了理解但不苟同的态度,而对于因道不合的避人之隐却不仅赞成且力求践行之。朱熹隐逸的情结与行迹对后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选》隐逸诗编撰探析

萧统编撰《文选》,首录隐逸诗,专列"招隐""反招隐"。这一分类,反映了六朝隐风的兴盛,对后世隐逸诗的编纂产生了极大影响,对隐逸诗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文选》辑录隐逸诗,是六朝隐逸诗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萧氏家族隐逸思想有关,萧统对隐逸的倾慕是直接动因。萧统对隐逸诗的重视,使隐逸诗歌这一体裁得以确立起来,突出了这类诗歌的重要特质,凭借《文选》深远的影响力,使得隐逸诗歌的形象深刻植根于中国文人的集体记忆之中,确立了隐逸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文化

中国隐逸文化历史悠久,是漫长几千年历史的一道独特风景.但“隐”又有真假之分.真隐虽原因各异,但却有其看重个性生命自由之追求;假隐则以隐为手段,成为其出仕之终南捷径.隐逸文化被社会关注,儒道两学派与其关系尤密切.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庄子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则更接近和体现了隐逸文化的精髓.隐逸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隐士必须是知识分子,其中卓越有成绩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占了相当比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心隐”

通过对盛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中唐隐逸诗人的"心隐"的剖析,揭示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走的是一条由"真隐"向"心隐"逐渐泛化的精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