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集部看“功用”大旗下文学的发展——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作为文学文献的目录,集部的发展演变能够反映出古典文学的发展演变概况。本文通过对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书目集部的类目、大小序及其收书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嬗变过程中,文学功用论贯穿始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提要其备范式斯立 ——评方勇教授《庄子书目提要》

《子藏·庄子书目提要》是配合《子藏·道家部·庄子卷》而作的目录,对其所收的302种《庄子》著作进行了提纲挈领地总括.提要作者方勇先生深于"庄"学,所撰提要不仅能以精练的语言揭示诸作在论《庄子》、注《庄子》、解《庄子》过程中的独到之处和思想内容的差异性,更能指出不同学说的思想渊源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提要并不局限于单种书籍的介绍,往往能够对《庄子》研究史上的某些传统和现象进行阐发,或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考证,使读者了解书籍的同时,对其在庄学史上的地位有更深的认识.在文献校勘方面,《庄子书目提要》比对诸种《庄子》原文之间文本、分卷等内容的差异,仔细考察了诸书所用的底本,尤其对一些难得一见的珍本、孤本的版式进行了具体详细地说明.由此,《庄子书目提要》实可视为学《庄子》之门径.     

《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

《文心雕龙》之所以体大虑周,离不开"述""作"两端的卓越成就。就"述"而论,极其重视知识储备的刘勰以整理佛典为契机,继承、借鉴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文献学上的杰出成果,提纲挈领,温故知新,运用提炼学术的手段和眼光形成创新思维,在《文心雕龙》的内在思想和外在框架上将刘向父子由重经学到重诗赋的文章学观念转变进一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其文章文体学、文体史学等观念亦深受《汉书·艺文志》影响。     

《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

在西汉时期的论“学”之作中,《淮南子》与《法言》颇具代表性,二者充分反映出道、儒两种不同思想立场的学习观。在学习的重要性、态度及条件等方面,《淮南子》与《法言》存在交集之处,但在学习的目的、内容、精神及境界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道、儒思想的立场差异,是《淮南子》与《法言》论“学”异、同的根本原因:前者追求原性返初、清静无为的道家之学,从“治身”和“治国”两方面批评儒家之学;而后者则立足儒家教化观念,强调仁义礼乐之学的根本性,反对道家之学。在儒学独尊、黄老衰歇的时代变化中,《法言》所代表的儒家之学,最终成为影响汉代士人的主流学习观。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子夏与《丧服传》关系考论

《丧服传》与子夏的关系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老问题,对这一问题作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论述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论证子夏在儒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认定子夏具备传授《丧服传》的资质和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丧服传》与其他两部据说也由子夏所传授的儒家经典《公羊传》、《谷梁传》在文本上的内在相似性,说明子夏"传"和部分撰写《丧服传》的可能性。因此,否定子夏"传"《丧服传》缺乏理据。《丧服传》虽然不一定完全由子夏所撰作,但《丧服传》为子夏所"传"之说是基本可信的。     

模仿与超越《论语》：《庄子》重言的叙事特征

为使学界重新认识《庄子》和《论语》的关系,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庄子》重言和《论语》的关系,发现《庄子·大宗师》篇中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和《庄子·天地》篇中的子贡遇汉阴老人两则重言在叙事上对《论语·微子》篇中子路问津和子路遇荷榛丈人两则故事存在模仿的倾向。同时指出《庄子》重言在叙事模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和扩充,从而超越了《论语》。     

汉唐间《诗经》传承述略

[科研项目]黑龙江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JSCX2006-116HLJ《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和《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它们不仅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目录,而且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上也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     

陆德明的《论语》学

陆德明在对《论语》源流演变详细考述的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论语》观。其《论语音义》一书,从字句、注音、释义、句读四方面对汉魏六朝的《论语》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保存了许多重要的《论语》研究史料。《论语音义》标志着《论语》学汉学系统的终结,在《论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词分析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刊载4首《行香子》词。从现存所知的最早载籍《鸣鹤余音》开始,一直到今人辑录的词集,所录之《行香子》词都与《新刻〈金瓶梅词话〉》所载有一些差异。从各文本文字比较来看,《阆苑瀛洲》《短短横墙》与《兰皋明词汇选》中所录的《行香子》词非常接近。但另外2首的来源问题难以明辨。《行香子》词在流传过程中,即在传唱传抄阶段,就不断演变,使得文字差别较大,版本也极为复杂。《新刻〈金瓶梅词话〉》中的《行香子》词就在流传过程中自成一体。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纂修清史 ,应在《清史稿》原有基础上 ,改善体例、核实史实、摈弃正统史观、扩大历史内容 ,编成一部以纪、志、表、传为主要体裁 ,“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清史稿》 ,能够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清史》。它应是二十四史之续编 ,而非撇开原有基础 ,放弃传统史体 ,另立新章之史书。其文体 ,宜用简易文言。字数宜控制在二千万字上下。     

《元史续编》及《元史弼违》探析

明永乐初年,胡粹中政纪传体为编年体,撰成《元史续编》,对成宗以下治平之迹及版帝时事有所增补,书中评语多以儒家传统君臣之道立论,虽篇幅不多而颇便省览。嘉靖年间,周复使授编年体史著《元史弼速》,是从卫道者及汉民族本位的立场来评价《元史》的。此书的纪年及书法体现了孔子的正名主张,承袭了儒家思想,尊家而贬元,但也纠正了《元史》一些史事记载上的失误。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初探邵晋涵编修<宋史>的宗旨

文章回溯了邵晋涵编修《宋史》的经过,从清前期的文化氛围和民族政策、浙东学术精神和邵晋涵本人的人格追求等方面探讨其编修《宋史》的宗旨,认为其宗旨在于宏扬民族气节。     

论博学鸿儒《明史》之独特价值

康熙朝的博学鸿儒集体纂成的《明史》初稿,在材料的搜集、编纂体例的设定、史实的考核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是今《明史》的基础。鸿儒史臣深受清初遗民史家的影响,加之朝廷为修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秉公直书、坚持公论,使初稿有别于其它几稿《明史》,具有独特价值。     

从《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

蒙元时期,皇帝（大汗）对汉族、女真、契丹等各族的赐名现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或以赫赫战功、忠于朝廷,或特殊技能,亦或因某些外貌特征而被赐以各式蒙古名。与此同时,亦有纷纷改用蒙古名,或蒙汉名兼用的记载。可以说,这些非蒙古人受赐蒙古名和改称蒙古名构成了蒙元时期蒙古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一同构成了当时民族融合的主要特征。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司法制度

在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司法制度是一个薄弱环节.宋代的司法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着相当的发展,近年来关于宋代司法制度的研究,虽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文章,作了某些专题探讨,但却未成体系,难窥全貌.本文通过<宋史·刑法志>中对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的阐述,论述宋代的司法制度,反映出宋代的司法特色,给我们当今的法治建设带来启示.     

汪由敦与《明史》

汪由敦自始至终参与了张廷玉本《明史》的纂修。汪由敦的史论多被《明史》采纳,对《明史》有重要贡献。李晋华等先生对汪由敦的批评有失当之处。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章太炎、刘师培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比较

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学术发展需要与救亡图存时代主题推动章太炎、刘师培从事清学史研究。相同历史、学术背景,使他们在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研究特点上颇多共识,显示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革新转化。刘氏亦提出有别于章氏的一些创获,其中以地域研究法与内在理路研究视角最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