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黄帝族的起源迁徙及炎黄之战的研究

黄帝出自少典，少典即小狄，为北狄的一支。轩辕为“合汗”“可汗”之异译。黄帝族团最早活动于大西北与大北方，甘肃、青海一带的昆仑山即其早期的中心。其东迁路线是沿黄河北上到内蒙境内，沿阴山之阳向东而至河北北部。因草原干旱而南下，与农耕民族炎帝神农氏在今之长城脚下的涿鹿相遇。炎、黄之战，是一场农耕民族抗击游牧民族的保卫战。战争之所以在北塞长城脚下发生，就是因为长城一线，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黄帝三战而胜炎帝，随后以涿鹿为根据地，越燕山而南下，开始活动于燕山之阳的河北平原。     

新出金文与鄂国史地问题考辨

随州安居镇羊子山和南阳夏响铺两地鄂国墓葬的发掘,出土了一批与鄂侯相关的青铜器铭文,证明了西周早中期鄂国的都邑当在安居羊子山一带.由此上溯商代末年,鄂都亦应在此,而非通常所说的河南沁阳.西周夷王时,楚君熊渠所伐之鄂非安居羊子山鄂国都邑,亦非南阳西鄂,而是当时鄂国的别邑,即后世所称的东鄂(今湖北鄂州市).周厉王早期,鄂侯驭方联合淮夷、东夷发动大规模反叛战争,几经曲折和反复,最后王师伐灭鄂国,少量鄂遗民被迁往河南南阳一带,新封鄂侯以续其祀,夏响铺鄂侯墓地即其遗存.此支鄂国遗民,清华简《系年》称为“小鄂”,后世亦称“西鄂”.鄂国作为西周中央王朝的藩属异姓诸侯,由臣服效忠到发动反叛而被诛灭,反映了当时统一贵族国家的结构形式已无法适应时代需要,将被未来历史发展所淘汰.     

关中方言音韵结构共性与历史行政区划

从音韵特征共性看,关中方言地理东至晋西南临汾和运城两地区与关中毗邻的数县及豫西灵宝、卢氏两县,西达宁夏固原东南、甘肃平凉、庆阳和天水地区,南到陕南丹凤、山阳一带,北接陕北甘泉、延长一线,正好与史称的"关中"相吻合.这种方言地理与关中历史行政地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西汉到北魏近八个世纪里,关中与晋西南、豫西同属司州,北宋又同为治所在京兆府长安城的永兴路所辖,这三个地区方言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在这两个时期漫长历史中建立起来的;关中西部与甘肃东南、宁夏固原东南的联系自宋代就开始了,元明两代它们又同属陕西行省.正是由于行政地理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不断趋于一体化,关中方言才沉淀出自己的个性.     

王辅臣之乱新论

陕甘地区“防边”重于“治乱”的军事布局,致使王辅臣叛乱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陇右地区,尤其是平凉、秦州、固原一带.王辅臣反叛导致清军在陕南地区的失控以及陕南沦入四川叛军之手,并由此造成四川叛军对关中的巨大威胁.王辅臣之所以投降,不仅仅是图海平凉战、抚的作用,张勇、王进宝斩断四川叛军对平凉的救援,为平凉战、抚的胜利提供巨大保障.     

神奇崆峒魅力平凉

崆峒山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城西12公里处，东瞰西安，西接兰州，南邻宝鸡，北抵银川，是古丝绸之路西出关中之要塞。景区面积84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123米，集奇险灵秀的自然景观和古朴精湛的人文景观于一身，具有极高的观赏、文化和科考价值。自古就有“西来第一山”和“道源圣地”之美誉。     

黄帝族源东夷说

特定的文化是特定地区经济发展的产物和标识。黄河下游的“东土”是父系氏族时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作为这一时期五帝之首的黄帝 ,应是“东土”(东夷聚居地 )的文化代表 ,亦即黄帝族源于东夷。这同黄帝与少典、黄帝与附宝、黄帝与玄鸟、黄帝与穷桑、黄帝与涿鹿、黄帝与泰山的关系 ,以及山东地区大量出土文物所提供的丰富资料是相吻合的。     

黄帝与有熊国传说试析

根据文献记载及神话传说,黄帝族的活动范围很大、很广,他的出生地可能在陕西姬水一带,其活动中心及其建立的有熊国的国都在今河南省的新郑。黄帝时期,重要的对外战争主要有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逐鹿之战。黄帝为了与炎帝进行战争,修德振兵,种植农业,使粮食丰收并以此安抚万民;又考虑到四方的环境和情况,教习士卒,训练战斗技能,并以熊、罴、貔、貅、貙、虎等猛兽之名来命名士卒,用以威胁恐吓敌人。     

李商隐《夜雨寄北》“巴山”辨证——兼论文学原型的“典型化”

考察《夜雨寄北》“巴山”所指,须辨析唐诗中“巴山”“蜀山”用法及唐剑南东川之历史地理。《全唐诗》所涉“巴山”约三分之二指古巴地之山,约三分之一指川北之巴岭,即巴蜀经汉中往返关中所经大巴山脉西缘。但目前所知李商隐行迹,没有初秋由巴蜀经汉中返关中的记载,所以巴岭之说缺乏依据。今影响最大的“泛指东川(今四川东部)一带之山”说则误读了唐代地理,唐剑南东川辖区在今四川之中北部、中部、中南部、重庆西部而非“四川东部”,今四川东部中晚唐时属山南西道,今重庆东部属荆南。综合考察,唐诗中的“巴山”除少数指川北之巴岭外均非确指,而多用以区分巴、蜀、楚等地域与文化或羁留之地。但兼具“巴山”“夜雨”“秋池”,尤其是极易触发羁旅中诗情的“相思”题旨等诸要素集中之地、唐时李商隐任职的剑南东川所辖渝州之缙云山,仍最可能为李商隐创造文学典型的触发地或原型。     

挖掘大运河文化资源 东城势在必行

大运河东城段遗址的基本情况 1.南锣鼓巷及景山八片历史文化街区内的玉河遗址 迄今经考古发掘面世,东城区界内的玉河古河道,长度约1100米,分南北两个区.玉河北区,今起地安门外万宁桥东侧,东经帽儿胡同西段,于豆角胡同南口附近再朝东南折,沿东不压桥胡同西侧行至地安门东大街北侧的东不压桥遗址一带,流经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的西南区域;玉河南区,地处地安门东大街南侧,继续朝城区东南延伸,即今东板桥街至北河胡同东口一线,流经景山八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东北区域,毗邻东皇城根北段.     

周代“雅言”——《关中方言古词论编》节选

关中语言是汉语中一支很古老的方言。周代“雅言”即镐京话，是有典籍可考的第一个汉族通语，是关中方言的源头。     

关中文脉论纲

作为地域文化现象,关中文脉表现出了与中国其它地域文脉不同的特征。它产生一发展的前提,是此地由自然条件所决定而在很长时期内实行的专制。也可把它的结构看成一个“多重互补体”,即经济基底上的“炎黄互补”和“汉唐互补”结构,政治上层的“周秦互补”结构,文化上的“儒道（或佛）互补”结构等。其中包括,周公的“仁道”和“仁政”,是人类在“以人为本”之途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关中文脉原创性的代表“板品”,应倍加珍视;追求平等、公平等目标,也是应被今日继承发扬的。与地中海文明或中国“关东文明”相比,关中文脉特质的主要方面是“抑商”。关中文脉特质的另一侧面,是由盛唐的“重商”政策及其盛世文明来显型表达的。关中文脉的又一特质,是其早年文明原创性高于国内其它地域;此特质虽在其“抑商”的限制下逐渐向相反方向转化,但至今尚依稀可辨。关中“逆商”特征长期影响了中国发展,也使关中深陷困境,在当代须大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中文脉主导面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平衡市场经济弊端上,首先是周公仁道文化基因在弱化、抵制、减缓市场经济对人的“异化”方面至今有用。     

吴大城位置的文献疏理

从东汉文献的记载可知 ,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吴大城位于今日苏州城以西木渎一带。自唐始 ,有了吴大城即吴郡 (今苏州古城区 )之说 ,但许多唐诗所描述的吴大城遗址 ,仍同于东汉文献所记。宋及之后 ,“郡城说”已居主导地位 ,不过仔细读来 ,在宋代的文献中 ,仍可寻见“木渎说”之踪影。     

清初青海蒙古麦力干部牧地及所辖三角城地望考

麦力干部属于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一支,是清初活跃在青海祁连一带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本文通过对《秦边纪略》的再研究,对麦力干部的牧地范围作了初步界定。进而对“大通河源”及“三角城”两个重要历史地理概念进行考辨,认为《秦边纪略》所说的“大通河源”即今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永安盆地和浩门盆地。三角城是麦力干部的辖区之一,不是其政治中枢所在。三角城居住的是反清起义失败后逃入麦力干部的一批回族官兵,今门源旱台乡红山三角城乃其遗址。     

古申国历史与地理论考

作为伯夷后裔的姜姓申国,从夏、商以来作为方国而存在于陕西境内,史称西申;西周中期,为了防御不断强大的楚人,宣王改封申伯于今河南南阳市区东北的独山附近,又称南申,而原在陕西米脂的西申之国却逐步走向衰落,东迁至山西中西部的介休县一带,与这里的吕部族会合;根据史书记载,南申国故城应在今南阳市市区的东北部,申城为其都邑,而谢城为其另一大城邑。南申于春秋前期被楚文王所灭,申地成为楚的一个县,迁原申国至今河南信阳市,学术界或称之为东申;东申在楚灵王时曾迁入楚地,楚平王复其国,大概亡于春秋晚期。从夏代至春秋晚期,申国延续了约1600年。     

西安平考

西安平是汉代设置在辽东郡的重要县级政权。治所长期以来被认为在今辽宁东部的丹东市附近,《汉书》的注释、《辞海》、《辽宁通史》、《中国历史地图集》等著述,均将鸭绿江口的汉代安平口误作西安平县。现考,汉代的西安平,置于今辽宁西部的阜新市彰武县西北部的四堡子乡小南洼一带。西安平县统辖的区域曾扩展至今内蒙赤峰,通辽的部分地区。王莽时期,改称北安平。辽朝在西安平故地建豪州。西安平是辽东郡在辽西地区的重要门户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辽东的主要通道。     

朝阳:从"黄龙亭"到"黄龙城"的城建史

朝阳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其建城之始,可以追溯到史书记载的黄龙亭.东汉时期,黄龙亭隶属辽东属国昌黎道,其治所在柳城.前燕慕容皝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建都,即以黄龙亭为基址,名之为龙城.推溯地名可能涵括的历史深度,黄龙亭应是黄帝族的史迹遗存.慕容皝与其父慕容廆"以棘城即颛顼之墟"一脉相承,在启导边疆民族的认同意识,推动黄帝文化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核心理念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虎方、白虎夷的族源和迁徙——论土家族主要的一支先民

虎方是古老的一个方国,它最早为虎氏族,是黄帝系统的六个胞族之一。曾在黄帝轩辕氏的统领下,大败炎帝于阪泉之野。到了商代,成为虎方,与商的关系是先和后战,终于被迫由河南中部向东南迁于淮北及淮南。由于邻近东夷诸侯,其习俗渐变有浓厚的东夷色彩,故又称为虎夷或夷虎。周灭商后,曾遭到周王朝的几次征伐。春秋末期,又受到楚国的征讨,便逐渐循着江淮之间,由东向西迁至大复山一带,再由汉水以东南渡长江,又循江南西上至宜都,沿清江缠三峡而至川东,形成了白虎复夷,其中有一支和巴人相结合,还有一部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中国聚落考古“三山一水”初步比较

在公认“中华文明多源论”的前提下,“三山”（华山、龙山与红山）被不同考古学家视为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作为仰韶文化（华山）中的佼佼者,距今6000～5000年前的西安杨官寨遗址虽然目前还未全部发掘完毕,但从各方面看,包括其地出土陶祖,足以确证其即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而与其同时的红山辽西牛河梁遗址体现的则是落后于西安杨官寨遗址的女权文化。郭大顺教授的“主要实证”及“一人独尊”说等均难成立。至于龙山文化虽然出场时浓妆惊艳,但是毕竟珊珊来迟,不足以构成对西安杨官寨遗址作为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挑战。综合比较“三山”。显然西安杨官寨遗址堪作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     

柏灌迁移路线及其影响研究

柏灌时期乃古蜀文明之关键时期.4500年前的亚北方期灾变气候促使中国西部部族向东大迁移.古蜀族亦分别沿岷江而下及翻越龙门山,先后进入成都平原.前者形成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遗址系列.后者由柏灌带领,翻山到达龙门山镇一带,并在沿途发现大量矿产,特别是在龙门山镇附近发现了铜矿,即今大宝铜矿.该地距离三星堆遗址仅数十千米,其铜矿成分与三星堆遗址青铜器成分相同,且沿湔江一鸭子河而下,这些铜矿石可以很容易地被运送到三星堆遗址.正是由于龙门山镇铜矿的发现,使三星堆和继后的金沙遗址得到了物质基础而顺利进入青铜时代,因而远较宝墩文化系列进步.建议今后进一步发掘柏灌遗址、龙门山镇冶炼遗址、通济鱼凫田于湔山遗址,以丰富古蜀文明研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