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危机论”是一个伪命题——与赖大仁教授等商榷

文学“危机论”认为,当前文学的危机不仅表现在文学的形态在技术因素冲击下所发生的变化,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文学精神的萎缩和缺失之中。这种“危机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学形态的变化并不意味文学的危机。而如果以最本质的人性的标准来衡量,说文学精神从整体上正走向萎缩和缺失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在一个日趋走向精神自由和文化多元的社会中,文学的危机没有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记忆危机:"艺术终结"的一种预兆——兼论文学记忆研究的现实必要性

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这个严肃的命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全面反思文学艺术的合法性:文学何以会长存下去?又是什么事件致使文学走向了"终结"?由当前"艺术终结"研究的缺陷入手,以文学记忆的视角对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存在的"真理"才是支配文学得以长存的内在隐密的结构,而主体在欲望的社会中处于"失忆"的情况下,即记忆危机的出现会加速艺术走向危机甚而"终结".从生存哲学角度上讲,记忆的危机就是一种生存性危机.可见,解决好"艺术终结"这个问题的一个理想路径就是要认真做好文学记忆研究,即从生存美学的视角来对文学记忆进行深度阐释,从当前时代精神状况来探讨从事这项研究的必要性.     

"文学终结"论的中国解读

“文学终结”论在中国的形成 ,其蕴涵存在着价值论的迷失。电讯时代与文学终结论有着复杂关系。“文学终结”论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症候式阅读”的理想文本 ,细细解读 ,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生态进行更具深度的思想体察。     

“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

“文学图像论”当属新世纪的“新学问”,就这项回应图像时代的课题而言,百年来的中国“诗画关系”研究,脉络清晰并且极具启发性。现代意义上的“诗画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20年代便初具规模,较之古代学术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雅趣。但是,由于脱离了文学现实,“诗画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悄然演变为纯粹的文献考证与叠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现代学人在与西学的对话中开创了“语-图”符号比较方法,由此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方法既能够切中当前“文学危机”之肯綮,同时又是“文学图像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使然。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

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界普遍流行一种“日本文学特殊论”的观点 ,认为现代日本文学只注重描述美学意识或者所谓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极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等政治问题。然而 ,细考明治期政治小说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小说、无产阶级文学 ,尤其是 193 1年至 1945年“十五年间”的文学和“战后派”的文学 ,可知“日本文学特殊论”并不符合现代日本文学的史实。     

“文学终结”之后的文学理论何处去？

随着影像文化兴盛而促发的"文学终结"之说,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命运前途的思考:以探究文学的本质为旨归的文学理论是否也会随之走向终结?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本质进行反思,是一种对所有批评实践的预设进行质疑、发问的"元批评"视角。我们从这种"元话语"视角出发,一方面从存在论角度对文学的本质进行探究,揭橥了逻各斯定义这种传统把握本质方式的限度,并试图以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来超越这一限度,这一探究路径最终促使转向对文学进行功能性界定。由于存在论视域本身固有的盲点和局限,我们从存在论转向实存论,将文学的本质作为实存概念来把握。这种从实存论出发把握本质的方式,最为典型的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概念,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释模型不仅有效避免了本质主义和任意随机性的两难选择,同时也走出了存在论视域解释学循环的痼疾。     

“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

当下世界危机频发的现实已经促使危机管理成为显学，也凸显了“危机文学”概念提出及研究的必要性。较之“灾难文学”，危机文学更能体现文学作为现实之“镜”与“人学”的双重功能。危机见证是文学面对危机的首要任务与历史责任，无论是个体见证还是集体见证，都应遵循“尊重受害者”的叙述伦理与“创伤不可言说”的创伤伦理，因此呈现出感情节制与精确表达的“真实性”见证美学。危机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以危机反思为基础，以铭记危机为目的，通过“积极想象”实现创伤疗愈功能，并同样受见证伦理与美学的制约。危机的重复发生与难以避免召唤着人类的主体性努力，“危机文学”应避开危机叙事的常见陷阱误区，致力于挖掘与呈现人类面对危机的主体性见证、反思与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解冻文学”影响下的“百花文学”

本文对兴起时间和因果联系方面有对应关系的第一阶段的“解冻文学”和“百花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解冻文学”与“百花文学”在背景方面具有相似性,在文学思潮和艺术手法上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具体文学作品的构思上有某些同构性和差异性。通过对这些同与异的考察,可以揭示“解冻文学”走向进一步繁荣而“百花文学”过早中断的原因。     

理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评所谓“空想”和“超越”

我们的社会主义究竟是空想还是科学?当前的改革,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谌克祥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批判了所谓“空想论”和“超越论”的观点,认为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和将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是有距离和差别的,不能因此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不能因此脱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超越现实。     

“和解”美学的现代性生产与跨族群想象——以“康巴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表述是一种再造主体性行为。由于“康巴”地域的异质性及其表述历史的晦暗不明,“他者”表述成为“康巴”形象/记忆建构的基本方式。以还原“真实的康巴”为修辞论目的的康巴文学,亦时常被纳入“地域文学”意义生成谱系框架加以研究。然而,当前学界以康巴文学地方性知识景观叙事性特征而将之纳入地域文学阐释逻辑,以其对地域性景观的真实性表述作为评价其成功与否的标志,其实误读了康巴作家群及其文学。康巴文学不是张扬“对抗的美学”,而是强调多元文化/族群“和解”的美学表述,预示了多民族文学发展某种新的可能。只是受制于后学理论话语影响,多民族文学的“和解”美学生产问题尚未引起研究者重视。     

自媒体时代的“文学终结论”

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引发了学者们对于电讯时代文学发展的讨论和思考。尽管米勒并不是宣判了文学的死亡,但是仍然揭示了电讯时代文学的困境。作为时下最热门、影响最大的新媒体代表,自媒体因其传播媒介和方式的特殊性,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制造者的媒介本身成了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就文学语言而言,自媒体平台上的文学作品的施行性特征更为明显,这使得基于自媒体平台进行阅读的伦理性也需要被注意。自媒体的“圈子化”特征使文学的社群关系得到凸显,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自媒体时代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语境。     

是终结，还是……—简论文学的前途

雅克·德里达文学终结论的预言并不新鲜,在西方美学界早就有人提出过艺术终结论.电信时代出现的"世界图像"并不会直接导致文学时代的终结,世界的图像化,将使文学的女神插上高科技的翅膀更加自由地飞翔在艺术的天空中.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文学审美论的“知性方法”批判

作为“文学工具论”的反动，“文学审美论”在新时期的出现无疑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出现具有“矫枉过正”的性质，因而在学理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这种由一种片面导向另一种片面的现象反映了思维方式上的“知性”局限，因而需要进行深入地反思。其反思的路径可以从“自律论”、“二元论”、“特征论”等观点入手。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学科史意义

“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已日益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有论者认为这是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但事实上,90年代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卷土重来”不过是个“形式”,“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才是评说之意义所在,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评说的距离”(时间)将决定着“距离的评说”(结论)。许多曾经参与“十七年文学”“事件”构造的“当事人”,后来成了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

1928年到1932年,新文学文坛上兴起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潮流。这一潮流并非对政治革命的简单呼应,它有着更普遍的社会基础: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科学”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并指示青年介入社会实践的路径,它对现代文学观念造成的精神危机产生救正作用。同时,它也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心从初期的“意识斗争”转向以知识论的方式把握新世界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阶级意识转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左翼青年在译介过程中对唯物史观文学论内部多样性与现实感的忽视与弱化则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思想时的根本缺陷。而鲁迅翻译唯物史观文学论所持的原则、立场与此恰好形成对照:即,不是把新兴思想作为自我解救的途径,而是把新兴思想的接受看作发现自我真实状况和面对真实状况的契机。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