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自然目的论”之意义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是康德从《纯粹理性批判》就开始构思好的“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康德限制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实际上意味着为“目的论”留下了余地.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属于自然,就“自然合目的性”来看,可以说人是一个“目的王国”的成员,是一个“追求幸福者”.然而,人还是“有理性者”,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王国”的成员,而且是“道德王国”的成员,不仅仅是“幸福追求者”,而且更是一个“自由追求者”.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者,以至善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在“目的论”意义上说,“道德一自由”的王国是一个单纯的“目的王国”,它无需靠外在手段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理性”具有优越性.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论自然美的道德价值功能

自然美的成立源于自然秩序的建立和主导者人自身。笔者对自然美的道德价值功能进行了充分论证。在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中,自然关集中体现为一种“合目的性形式”和“共通感”,进而推演自然美具有本然与应然的二重性。自然关使人与自然达到一种包含人在内的整体的和谐统一,从而实现了道德价值功能。康德正是通过“判断力”这一中介,认识到自然关的道德优越性,并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命题,沟通了自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笔者最后试图从美一伦理的生态角度为切实解决审美与道德的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道德视域下的婚姻——探析康德基于人性尊严的婚姻学说

康德的婚姻学说因其对男女性关系的论述而被不少学者贴上“粗鲁”、“不体面”等标签。这些学者并未理解康德关注“性”这一主题背后所蕴藏的真正哲学动机。在康德看来,若要揭示婚姻的“实在本质”,则必须从人之固有的、不变的本性出发来探讨婚姻。基于此,康德认为婚姻的实在本质不是生养后代,也不是爱情,而是在不压抑自然性欲望的条件下,保留人性尊严。虽然康德强调婚姻的这一道德维度,但是他在婚姻问题上并不因此就是一位死板严苛的道德主义者;相反,他重视“爱情”、“献殷勤”等与婚姻相关的感性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感性因素可以作为一种必要的道德劝勉,鼓励人从“性之爱”走向一种“人之爱”,从而学着去尊重他人的人性尊严。     

论康德理性原则下的幸福观

康德认为经验论派和理性论派的幸福观都不能使人们得到真正的幸福,进而他将理性原则应用到幸福论中,提出了以"自律"为原则、"善良意志"为条件的理性主义幸福观,超出了以往的幸福观念。主张以德配福,德福可以在至善中得到统一。认真分析康德的幸福观,对当代人捍卫道德尊严和实现配享幸福有着深刻的启示。     

论环境科学的道德取向

文章旨在以人类自身为研究的出发点,却不以人为中心;又以生态学知识为基础,却不以自然为中心,透过生态科学对自然整体的了解,重新审视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事实,得出人对自然的正确态度是与自然协调而不是破坏自然的结论,基于这种认识来思考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及环境问题,分析批判了当今环境伦理学界存在的“人类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     

康德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对康德而言,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宗教哲学问题。至善是联结道德与宗教的桥梁,至善不蔑视幸福,但在至善中,配享幸福的德性具有优先性;而德性只有在预设自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本质上则是自由具有优先性。自由作为康德之道德与宗教的最高精神,实则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伦理学中,自律伦理学取代了他律伦理学;在宗教哲学中,一种理性的、给予人自由和尊严的道德宗教取代了传统启示的宗教。     

生态文明视域下能源困境的伦理审思

能源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能源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义”的沦丧、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是能源困境的根源。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为人类超越能源困境提供了可能。建构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达致义利相融、德得相通,强化企业、政府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呼唤“类本质”的觉醒是人类超越能源困境的可能路径。     

康德“人是目的”思想的系统建构与批判

康德的自然目的论和道德目的论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整体,它们之间互相补充、相互对应,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康德"人是目的"的思想得到完整呈现。在自然目的论中,人是自然的最后目的和终极目的,其自身的自然禀赋的发展与其道德性素质的培养,分别是整个自然界的内在的最后目的和外在的终极目的。而在道德目的论中,人不仅应当将其自身看做是目的,也应将他人看做是目的,从中就衍生出人的自我完善和促进他人幸福两种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并分别与自然目的论中的两种目的相对应。     

王维的生态观及其诗的生态形质

以现代定义观，王维是个纯粹的自然中心主义者。王维淡泊生活、适意自然的人生追求，反映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和生存智慧，这使他在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体验中表现出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理念与和乐内容：而这种生态观所生成的生态智慧，使王维最佳状态地进入到自然美的最优层次，深入到造化的核心，体感到自然山水的真谛神理，也使他成为最具“同享其他生命幸福的能力”的幸福的人。王维的审美体验达到了宗教体验或哲学体验的层次，其诗以物各自然的生态呈现，展示出极为深邃清远的优美意境，表现了无限自由的天地精神，无论从哲学还是审美的角度，都达到了澄明空灵的一派天道自然的生态形质，堪称中国文学中生态文学的范型。     

善与幸福——从批判哲学的观点看

功利主义把人的一切行为归因于利益,这不但与人性本善的美好愿望相悖,而且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康德提出德性伦理学与之抗衡,却失之于曲高和寡,于是,他提出至善论,企图把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进行综合。构成至善的善和幸福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二者的契合必须靠上帝来保障。至善并没有因为其中包含幸福而使自己易于被接受,反而因为掺入了经验的因素遭受指责。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教育发展述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从创建到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四个时期。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民被赋予了教育权,但限于革命斗争的环境,此时的教育工作比较粗糙简陋。教育必须与革命实际相结合,为革命斗争需要服务。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从未与广大群众脱离联系,从简单教育阶段到教育成型阶段,都反映了群众的教育诉求,从而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和积极支援抗战的热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教育发展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仍在创办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对我国后来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也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之为“纯粹哲学＂——对罗中枢教授观点的补释

罗中枢教授关于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指纯粹哲学或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独到,但也使人产生了两个疑问：首先,如果“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那么,康德为什么在追问“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时,还要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问题单独提出来？其次,如果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或牛顿物理学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对罗教授的观点作一补释,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力图解答上述两个疑问。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     

比较哲学视域中康德与退溪的道德形而上学证明

李退溪是朝鲜李朝时期性理学的代表,康德是德国古典理性主义的代表。作为东西方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二者各自以＂四端＂＂善良意志＂等自在之善的超验范畴建构了理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又不约而同地在自由和自律相统一的意义上强调伦理主体的自觉与自律;在实践层面上借助道德宗教激励人不断趋近道德王国,共同展开了自身精神主宰的高贵生命之道。但二者思想又同中有异,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康德诉诸理性能力,退溪诉诸先天情感能力。对二者伦理学方法论的比较有助于推进伦理学理论内在的构造,管窥东西方不同的理论思维方式与共同规律。     

善本管理——教育管理学的新视野

通过对人性假设理论和神本、物本、人本管理理论及其模式进行深刻批判与反思,并融合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智慧,当代教育管理应确立一种以至善为本的新教育理念—善本教育管理.善本教育管理以至善为教育的根本宗旨,核心内涵是透过教育组织充分体现人类内心深处的至善本性,实质是使人类获得享受道德与幸福的至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是人类管理方式的一场伟大的“心灵革命”.善本教育管理将为我国的教育管理学提供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为我国的教育管理学研究者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为我国的教育管理者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考与实践方式.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及其根源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主要体现在他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认识上。他从自然予人快乐和人性指引以及人予自然“生命的敬畏”两个方面,即自然环境对人的情感、性格、道德、生活和劳作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顺应,表达了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地观。他的人地观既受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也为20世纪的“人地或然论”和“人地和谐论”奠定了基础。其形成既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环境和希伯来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也离不开诗人对自然环境独到的认识和把握。     

乡村旅游:商品化、真实性及文化生态发展策略

乡村生活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合一,传统乡村是人们的劳绩之地和诗意栖居之所。工业革命摧毁了传统乡村,催生了现代乡村旅游业,乡村日益成为一个商品化的旅游消费空间。寻求真实体验是游客的自然愿望,但过度商品化会导致乡村文化变异,使其失去真实感和活力。文化生态旅游主张“文化生命观”、“均衡发展观”和“社区参与观”,并力求在商品化和真实性之间做到平衡,它可作为一条实现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优选路径。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自然观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的自然观立足于实践,以辩证法为方法论,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所阐发的自然观主要包括对劳动在人与自然分化过程中的作用的详细考察、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精辟论述和对人与自然矛盾解决的途径的系统阐释。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认清当代生态危机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表现;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从根本上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处理好人和人之间在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关系,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环境保护双重胜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