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宪法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研究

美国联邦宪法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得以较好实现的制度保障是刑事法领域的违宪审查机制,它有特定的审查范围、依据和标准。其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形式表现为宪法规范对刑罚权边界的限定及对刑事司法程序的直接控制。司法实践中,当宪法在程序法领域和实体法中的效力存在差别时,宪法文本中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宪法保留"方式的规定,可以有通过违宪审查机制得到良好落实。借鉴美国经验的合理精神,对加强我国刑事司法中宪法权利的保护有较多启示。     

刑事司法中的民愤

刑事司法是否要考虑民愤一直存有激烈的争论。文章在分析何谓民愤的基础上指出,民愤的产生原因有二:一是因社会公众对案件的认知与法定的案件事实之间存在距离与冲突;二是因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主观预期与司法实际之间存在距离与冲突。对于前者,应坚定摒弃,对于后者,应充分吸纳其合理成分。     

宪法司法化:对司法化宪法的期待

走向司法化是宪法发展的客观趋势。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障碍主要是认识上存在误区。宪法的法律性决定了宪法可以而且应该司法化。宪法司法化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现实需要。     

宪法的司法适用研究述评

本文以齐玉苓诉陈晓琪等案为导引 ,综述了近年来国内法学界对此案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相关论点 ,并对这些论点加以简要评析 ,以期对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论宪法的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适用的过程,它是宪法法律性、宪法至上及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根本要求,对宪政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总体思路应当是：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建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审判制度。     

略论中国司法改革与宪法的关系

司法改革不能脱离宪法进行。宪法对司法改革具有启动功能、指引功能和规范功能,同时符合宪法的司法改革对宪法价值的张扬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改革必须以宪法价值的回归作为前提,并以此作为价值指导,正确处理改革违宪与合理性问题,按宪法配置司法改革权,并发挥法院在宪法监督中的应有功能。     

论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宪法司法化是通过司法途径来保障宪法的实施。宪法司法化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违宪的司法审查 ;二是通过宪法诉讼救济受侵犯的公民基本权利。本文从宪法司法化的两方面内容以及宪法价值实现和宪法权威树立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依法治国与宪法司法化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要发挥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 ,不应只停留在强调宪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法律基础、为广泛主体提供了根本行动准则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要把宪法引入司法领域 ,通过宪法司法化强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真正树立宪法权威 ,以宪法的司法化限制公共权力 ,规范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保护公民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当前需要从认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缺陷入手 ,通过纠正人们对宪法认识上的偏差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法司法制度 ,有效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论宪法司法化

随着我国宪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要求宪法司法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适用的过程,它是宪法法律性、宪法至上及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根本要求,对宪政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对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困境及原因、宪法司法适用的理由及现状,并试从宪法司法化的意义与根据、妨碍因素及解决途径的角度加以论述。     

宪法司法化三议

反对宪法司法化的学者主要有两点理由:一是可以通过宪政立法的方式将公民的宪法权利具体化,用这些具体法律去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因而从根本上看不需要宪法规范的直接司法适用;二是宪法规范只是行为规则,不是裁判规则,不具备可司法性。对这两点,我不表赞成。首先,公民的某些宪法权利不可能也不需要用宪政立法的方式具体化,因此宪政立法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替代宪法司法化的价值;其次,宪法中虽然有一些纲领性权利规范不具有可司法性,但多数宪法规范既是行为规则,又是裁判规则,具有可司法性。当然,就宪法司法化的具体操作而言,在受案机关上,出于对法治成本的考虑,可以利用现行普通法院系统,而不必另行设立宪法法院专司违宪诉讼案件;在受案范围上,只宜受理具体行为违宪案件,而不应行使对立法的合宪性的审查权和对国家机关权力争议的审查权;在受案程序上,可以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行政处罚前置等程序,而不必单独设立一套宪法案件的司法诉讼程序;在宪法解释上,应依据经验法则限制在常识范围内,不应作扩大或者限制解释。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刑事司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特殊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惩治犯罪的力量,但从国家应对犯罪的手段以及期待达到的目的看,都还是比较单一的。因此,在我国倡导恢复性司法,从犯罪发生和产生危害的自身规律着手,强调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形成超越性的刑事司法体制,有利于彰显我们和谐社会的本质。     

刑事辩护制度与诉讼正义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正义追求的结果。文章探讨了刑事辩护制度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保障功能,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运作,保障了被指控人的主体参与者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法官中立和程序自治,从而促成程序正义的实现。同时,刑事辩护制度的展开,完善了控辩对抗机制,通过对抗揭发案件真相,并提供多样化的法律选择,从而最终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司法公正视域下的刑事裁判文书改革

实现司法公正是我国当前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如何在刑事司法领域里实现这一目标就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刑事裁判文书改革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树立什么样的改革理念与改革模式,会影响到今后刑事司法实践活动的走向,本文从司法公正的角度,主要探讨了当前刑事裁判文书的价值倾向与改革理念及基本标准.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中国刑事司法

中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要求刑事司法秉承保障人权、和谐司法的理念,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和正当程序原则,正确运用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各项制度,妥善进行刑事司法制度创新之尝试,大力改进刑事司法工作机制。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司法人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刑事诉讼分权制衡机制之价值论析

分权制衡机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研究,一是事实层面,一是价值层面。价值层面的研究是以人和人的需求为依据展开分析,对分权制衡机制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刑事诉讼中的分权制衡机制之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其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自由保障机制的价值;二是其作为诉讼公正实现机制的价值;三是其作为诉讼效益促生机制的价值;四是其作为对立关系缓释机制的价值。由此,我们不应当仅把刑事诉讼分权制衡机制视为权力制约的方式,而要全面认识其在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并在制度构建中充分贯彻和体现分权制衡原则,使该机制能更好地发挥功用。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作用机理及本质探析

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意在特定条件下得以介入司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公正。法律的精神与民意的价值是一致的,依法裁判符合民意期待;但当法律精神与积极民意明显相左或缺乏有效的法律精神可资遵从时,以认真、审慎的态度依据承载积极民意的非规范性法源裁判,有其必要性。民意本身并不足以干预司法,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才能影响刑事司法活动。在司法尚难有效独立的现状下,在刑事司法中考量民意,使司法与权力、民意之间构成三方制衡态势,或属相对合理之举。     

论刑事诉讼权力配置的均衡

刑事诉讼权力配置的均衡不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三者权力的等量性,而是指三种权力的相互制约关系,足以使其对权利的不合法、不合理侵害降低到最低的一种状态。以此为标准检视我国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制度之不足,我们认为应当建立和完善如下制度:建立健全检察监督与检察控制机制,促进侦查、检察权力的均衡;完善控诉、审判互控机制,促进控诉、审判权力的均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将司法权引入侦查阶段,实现侦查、审判权力的均衡。     

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刑事推定是在部分案件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案件待证事实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辩方的证伪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结合的过程。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的不抵触原则

不抵触原则作为刑事政策实施的基本规则,并非主观臆想,因其明确了立法与司法不得违背一国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理念与规则,否则应属无效立法或司法,因而有利于增加刑事政策实施的信度、提高刑事政策实施的效度以及降低刑事政策实施的难度。也因此,应把是否抵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检验刑事立法的标准,应在刑事司法中融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与理念,并且把不抵触原则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绩效评估的黄金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