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机械论的片面性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使得人类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是解决当前人类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当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医学应用使这种融合成为可能,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是二者融合的表现之一.坚持以价值理性规范工具理性、以工具理性支撑价值理性来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就要坚持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具体应用中分析其应该遵循的规范和价值标准,用归纳出的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来引领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以生命伦理学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模式为其他学科领域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重塑民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民族特色

近三十年来,西方开始从“工具理性”转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沉思,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在８０年代以后获得新的发展生机。中国的企业改革,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企业管理模式,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应像日本那样,将管理的现代化与本民族的环境完美地统一起来。“民本思想”构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内核,这一基本内核一旦与中国改革中的现行体制相结合,必然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群体本位”的管理哲学、“圣人境界”的企业家、“以民为本”的内在机制     

基础设施工具理性的缺陷及其价值理性的回归

作为一种政府治理的集成工具，基础设施的工具理性既弱化又强化了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基础设施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人们就越难对其潜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预估和应对。在一定意义上，有关基础设施的实践会创造出某些不平等的秩序和不确定的未来，但现代政府的治理方案依然倾向于继续修建和使用基础设施。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工具效能的不稳定性以及发展建设过程中的矛盾性，是基础设施工具理性缺陷的重要成因。基础设施的价值理性具有批判功能、规范功能和政治功能，能够在“造物”和“用物”过程中关照人的发展状况和精神目标，为基础设施的修建者和使用者呐喊。从思维、理念、审美和治理技艺等方面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价值理性的回归，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是应对基础设施治理危机的重要路径。     

价值、工具与文化转型

人的双重性存在以及理性对象的双重性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存在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以及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导致二者的断裂产生了文化危机,文化转型成为必然。能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断裂并促使二者协调发展的新理性精神成为文化转型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为新理性精神提供了现实基础。     

试论科学发展观对传统理性难题的破解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应然状态应当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但随着物欲的恶性膨胀以及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导致二者关系的扭曲与断裂,在实然状态下表现为二律背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破解了这一理性难题,实现了二者由二律背反走向对立统一。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学术职业绩效管理的工具理性批判

在政府推动下,我国许多高校已经开始实施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工具理性的泛滥给人类带来了严重危害,绩效管理的工具理性对学术职业的可能冲击主要体现在“绩效主义” 迅速蔓延、浸蚀团队精神、教师的短期利益“偏好”,以及损害学术价值等方面.高校推行绩效改革,应该充分认识到学术职业的独特性,制定出多元化的绩效标准,建立绩效管理循环,还要关注教师专业发展,切实推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理性的扭曲与缺位——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技术发展

技术是造成现代风险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深入到技术发展的逻辑中,分析了技术风险的变化与理性的关系,认为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二是价值理性缺位和工具理性被过分张扬.指出理性重塑,重建价值理性,发挥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是规避技术风险的重要途径.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近代中国对人权观念的认知与解读

近代中国人权观念只是对西方人权观念的移植。然而人权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轫、发展却有自己特殊的逻辑。在西方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人权观念,在近代中国则被视为追求现实目标的一种工具理性。当人权被视为一种工具理性时,其价值内涵就很容易融化于社会改造或革命实践中而被忽略甚至被舍弃。近代中国现实救亡与思想启蒙之间的内在紧张,淹没了人权的价值意义,也导致对人权观念的追求始终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口中和笔下。而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并没有引起真正的人权觉醒和人权意识。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导效应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体现着较为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并在体系构成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多种管理工具融合与共同作用的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其更加融合和体现了现代民主对公平、服务、责任与回应性等价值理性的关注。     

理性的结构与教育模式的转换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理性矛盾结构的两个方面 ,理性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 ,不同的教育使理性的不同方面得到发展 ,人文教育发展的是人的价值理性 ,科技教育发展的是人的工具理性。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 ,越来越发现理性的单极发展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理性均衡发展的意义日益突显出来。为了实现理性的均衡发展 ,教育必须实现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有机结合     

选择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现代医学面临的难题

当前是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经济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物欲膨胀后果,体现在现代医学领域,就是工具理性片面发展,而相应的价值理性则大大地被忽略了,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为了现代医学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统一与整合,最终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合理的需要与实践的合理性

随着学界对人的主体性、价值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现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合理性特别是实践合理性问题凸显出来。人的本质、需要和实践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需要的合理性是实践合理性的重要前提和关键环节。需要和实践的合理化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状态的题中之意,也是摆脱现代人类生存困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     

现代性的偏执——《启蒙辩证法》的生态文明理路

《启蒙辩证法》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它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罪于理性形而上学,而不是资本主义价值增值逻辑。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蜕化的历史进程见证生态文明发展理路。相比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并没有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因此未能为社会指出一条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类自由的有效路径。尽管如此,《启蒙辩证法》中许多关于生态发展的真知灼见,仍然可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析框架

在学理层面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达到和合统一的应然状态。然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由于价值理性的畸变和异化,工具理性的缺失与僭越,致使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处于错位与分裂状态。要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在价值理性的规约下选择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手段,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功能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