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看儒家对音乐的政治化诠释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部分,儒家通过《乐记》诠释了音乐对个人对社会的影响,阐述了儒家通过音乐教化世人改良政治的理念。但音乐本身的政治功能和教化效果在儒家的诠释中被不恰当地夸大了,不仅误导了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化,而且对音乐本身的发展造成了比较消极的影响。只有正确认识音乐的本质属性,将音乐与人性道德社会政治的影响关系厘清主次轻重,才能认识到音乐应当如何正确合理地发展,才能认识到国家政治应当如何理性平衡地运作。     

荀子论“乐”的社会功能

荀子认为，音乐和礼一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社会文明建设中不可缺少，墨子的“非乐”是错误的。音乐的社会功能在于它可以使人和睦相处；可以使人的行动整齐划一；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修养。音乐社会作用的性质有两个方面：一是催人奋进的严肃庄重优美高雅的音乐，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稳定社会的功能，应加以鼓励和支持；二是低级下流、妖冶卑俗、颓废消沉的靡靡之音，在社会生活中败坏社会风气，必须加以制止和打击。音乐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相比，具有作用面广、影响深、传播速度快、移风易俗的特点。音乐艺术实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感性和理性的统一。     

音乐的“用武之地”

音乐与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其娱乐功能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除此之外,音乐与智力、道德以及人的健康都有很大关联。我们应该挖掘音乐在各个领域的功能,充分利用好音乐,使其为人类造福。     

《乐记》与《声无哀乐论》之“和”音乐思想的比较

"和"是重要的音乐美学思想,《乐记》中多次提到"和"的观念,文章认为《乐记》中的"和"主要强调音乐的调和、和顺的功能,以达到清明政治的目的,是儒家美学思想的体现,所以可称之为音乐功能论;而《声无哀乐论》中"和"则主要指音乐自身的和谐,把音乐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肯定音乐自身独立的美学价值,具有音乐本体论的价值。     

道德与艺术的交融——论先秦儒家音乐美学中的“中和”观念

＂中和＂是中国哲学、美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本文试图从先秦儒家孔子、孟子以及《礼记.乐记》所论及的音乐美学的角度,通过对他们的＂中和＂观念在哲学与美学、道德与艺术之间关系上的交互阐释与辨析,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传统下的＂中和＂基本含义归结为＂生命中定常之体的即体即用,道德与艺术的融通为一＂。     

郭店楚简《五行》篇中的“圣”和“乐”

原始意义的“圣”是具有神性之圣的概念,后来才逐渐人文化。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的五行篇,是告诉我们“圣人”成为儒家的最高偶像之前的原始模样的重要材料。五行篇的“圣”是超越人道而领悟天道的要谛。“圣人”是超越人类世界能够到达天上世界者。不过五行篇中出现的“乐”是为了完成德而领悟天道的阶段,只有五行得到统一和谐调才能享受。唯有“圣人”才能享受真正的“乐”,而且圣人是被看作和神一样通过音乐享受快乐的人。从早期强调快乐的圣人逐渐儒家化开始,快乐的因素逐渐丧失,人们只强调“乐”的道德因素和政治功能了。     

传统儒家道德的“以人为本”审视

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审视儒家传统道德,发现它陷于一种悖论之中.在儒家传统道德中既可以看到他尊重人,重视人的一面,看到其中包含的人本意识,同时其中也包含许多压抑人性、否定人的价值的反以人为本的特质.我们应当挖掘儒家传统道德中符合以人为本的合理因素与现代意义,实现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整合.     

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影响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形成于孔子,发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至汉代《乐记》而集大成,并定型。儒家充分肯定音乐的社会功能,视音乐为道德教育的手段,主张礼、乐配合治人治国,提倡礼、乐和谐观,崇雅斥郑,反对变革。由此形成了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的审美原则和美善统一的音乐美学观,这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一面。     

南阳汉代“乐舞”的音乐美学探微

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兴盛发展时期 ,而汉代的乐舞技艺已达到出神入化、引人入胜的境界。反映在音乐美学方面主要有 :一是总结先秦融汇各家 ,既有以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为基础 ,糅合儒家、阴阳家的《淮南子》 ,又有以儒家音乐美学为基础 ,糅合各家思想的《乐记》 ;二是明显地阴阳五行化 ,既出现了《乐记》中的成熟形态的“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 ,又出现了乐纬、《白虎通》的神秘繁琐的谶纬神学音乐美学思想     

《老子》“中”“和”思想发微

《老子》“中”“和”思想发微郝明朝崇尚中正和谐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代，即成为一种风尚．它不仅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亦是道家经典《老子》的重要思想内含。但儒家的中和理论—一中庸之道为人所共识，《老子》的“中””和”思想却很...     

司马迁学术思想中的“道”“术”观

“道”与“术”在先秦是公共概念。在汉初学术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通过对道、术概念区别运用表现出：儒家体现了对道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全面把握，而道家的术只是对道的片面把握。没有把握道之全面性与价值性的术只是权谋的策略。道还表现出浓郁的价值追求，这使得道的本质可以被个体人所把握与担当。对道的新认识是司马迁儒道融合而归宿儒家的重要思想起点。     

儒家文化与近代科学——“李约瑟之谜”再思考

近代自然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诞生，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在反思传统文化时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话题。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分析中国儒家文化的“基因”。儒家理论中有许多观念，影响传统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生活。儒家的政治伦理学、社会分工理论、知识论、实践论对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缺乏对自然现象的终极探索，缺乏对科学原理的系统总结，更谈不上对科学价值的阐扬，对科学发明、创新的奖进。因此，儒家观念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     

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义利”是中国古代儒家一直强调的问题，它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儒家“义利”观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它的影响与作用是双重的。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辩证分析的方法，认识其思想内涵，扬弃其消极影响，继承并弘扬其积极因素，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倾向是重义轻利，尚义贬利。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影响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几千年。他把知义还是知利、重义还是重利．看作衡量人的品德高下…     

从先秦本体哲学看儒家的“显学”地位

先秦哲学对宇宙本体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种，即天本论与道本论。儒家、墨家属于前者，道家、法家属于后者。与古希腊哲学的始基相比，被先秦哲学奉为宇宙本体的天与道具有相同性和相通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先秦仅有的两家“显学”均出自天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初始形态，先秦哲学与宗教天然合一，儒家、墨家的尊天、祭天满足了人的宗教诉求，在孔子、孟子和墨子那里，天是宇宙本原，也是祭祀对象。这表明，天与道又有差异性，天本论浓缩着宗教情结，有宗教功能，这是道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在先秦同为“显学”的儒家与墨家，在秦后命运悬殊——儒家被独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墨家式微、甚至成为绝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伦理本位，强调以道德完善的方式与天合一，并且突出天人之间的上下关系，这些迎合了‘宗法等级的需要；墨子崇尚功利，把天人关系说成是互利互惠的平等关系，功利主义旨趣尤其是其平等意识为社会所不容。     

“善”与“美”的交织——试探欧阳修的音乐功能观

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中,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审视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发现他音乐观中的矛盾性:"善"与"美"的交织,即强调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也推崇音乐艺术怡悦性情的美感作用和审美娱乐价值。欧阳修坚持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提出音乐"自释"和"平其心"、"养其疾"的音乐功能观,同时也非常注重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强调"导志"、"移人"的传统音乐功用观。     

人伦社会的“情理”秩序

儒家共同体的伦理秩序是涵养群体成员之个人的德性,自他相互待对的德行。其德性乃知仁勇三达德,其德行乃孝悌慈三达道。天地自然的天道具有"保合太和"之所以然的原理,天下人事的人道则有"执中致和"之所当然的道理。儒家天下共同体的经营目标是建设太平世界。这种大同社会是通过为万人的公心实现的,而不是为个人的私心。在公平社会里,为了自他身心的共生共存,相互沟通、共鸣、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个人有身心的内外。在上下、前后、左右立体空间的共同体中人与人相互交际而生存。人间事是人类本然地形成共同体,在自他的人际接触中相互行事情理。换句话说,人与人相互交流情感,"我"与"他"共同行事与生俱来的德性即义理。德性是人的性能和能力,也是能动性、可能性、自律性。德性正是《大学》中真正及而得之的"能得",还是《系辞传》中真正亲密相爱的待对的"能爱",又是《中庸》中真正使之为之的"能化"。德性常有德行同伴。德性的教化与音乐的教化性相比,又称之为德音的德化。正如在"敬义立而德不孤"和"德不孤必有邻"中所看到的,有德者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德性表现为德行,作为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即自他的交际关系中实行仁义礼智德目的人间事发挥其作用。社会共同体是个人的"我"与每个人的"他"共同行事人事的群体。我自己作为一个成员尽自己的本分,他人作为共同体的每一个人尽大众的本分。所以自他都要"一是修身"而诚身,涵养知道自己本分的社会性。从本质上说,人禀赋的本分是德性,乃智慧、仁德、勇气,在共同体中,"我"与"他"交流的情理秩序是孝行、悌德、慈爱。德性是能动的自律性,德行是社会的和谐力。因此知道自己的本分正是让别人知道自己本分的原动力。孝行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父母上,还应当"推己及人"扩散到社会上的大众人,这样才能"主忠信"。儒家教化的意义在于自发的感化,而不是他律的教育。德治主义或德政重视的亦是个人的自律性。现代社会的不和谐现象基本上是源于所有方面的都市化。应当更加重视儒家的公私区分和义利之辨的意义。这种儒家的"能爱"主义折中了杨朱的"为我"主义和墨家的"兼爱"主义。     

道家与儒家的“道”“德”差异

道家的“道”与“德”和儒家的“道”与“德”,在含义上有较大的差别。道家基本观点认为,世界是永远在变的,人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儒家思想的基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秩序是不可逾越的。道家的“道”不可说,儒家的“道”可说,而且说法很多;道家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有“德”的品质,却不知“德”存在的境界,儒家的“德”指有高尚人格、品性高洁的人。道家主张以德报怨,恩怨情仇化解为上;儒家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凡事要分清是非对错。     

论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

"和谐"思想在儒家的整个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儒家主张"和谐"是不同事物的共生共存状态,指出任何矛盾经过冲突与斗争,最终必定以和谐的方式解决,坚持"和谐"能够增强组织的整体力量。面对现代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协调发展,儒家"和谐"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神灵音乐”、“人伦礼乐”的变迁与音乐理性回归之始——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流变探析

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厘定,是学术界较为缺少研究热度的一个问题.以传统音乐观念及理论为考察对象,从中抽取传统音乐本身社会角色演变的痕迹,在描画这一流变轨迹的同时挖掘深层次的哲学、美学支撑,是切入的主要思路.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变革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神灵音乐"向"人伦音乐"的转变,即上古神灵崇拜意识下的神性音乐到先秦、两汉儒家"礼乐"观;其二,魏晋六朝以"声无哀乐"论为代表的音乐理性的建构,以及由此对原始儒家"人伦音乐"的革新.     

曹操对儒家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曹操突破了汉代以来注重音乐政教作用,忽视音乐审美娱乐功能的儒家音乐思想。他在继承雅乐传统的基础上,重视音乐的抒情功能,强调音乐娱乐性及个体感情的抒发,注重音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美。法、墨、道及游侠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被援引入曹操诗、乐创作中。曹操独特的音乐思想对后世文人音乐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