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追求与审美体验——从“孔颜之乐”看儒家德性文化的特质

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乐＂为最高境界的情感体验、精神感悟。孔子对人生境界的追求是由＂知真＂、＂得美＂而进入到圆满＂至善＂的最高境界,＂孔颜之乐＂就体现出了真、善、美的有机统一,显现出儒家德性文化的特质。     

“孔颜之乐”所乐何事--兼论儒家德福之道

“德福之道”的实质既是“德”“福”能否一致、道德高尚能否得到幸福回报的问题,也是关乎道德与幸福的统一性问题。儒家虽然没有直接将“德”与“福”两个概念联合起来考察,却深谙二者契合的机理。对于这种契合的状态儒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乐”。透过儒学史上一则重要命题“孔颜之乐”,可知儒家所说的“德”往往是“大德”,“福”也不是刻意追求得来的,而是一种自觉、自由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德福一致观是有条件的。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来谈“孔颜之乐”内含的德福一致命题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从“勿欺也，而犯之”看儒家的直谏传统

儒家奉行“君为臣纲”,臣子万事以君为尊,即使劝谏也会采取温柔敦厚的原则。其实不然,孔子提出“勿欺也,而犯之”的事君之道,臣子在君主犯错时应该正面谏言,由此可知儒家是提倡直谏的。这种直谏传统在历代忠臣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历史中记载的里革、汲黯等人无不受到儒家忠谏思想的影响。     

《白鹿原》: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发展

《白鹿原》是九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尤为重要的收获,陈忠实创造性地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将之与中国民间文化元素和中国儒家天人感应说相融合,创造了以人物命运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秘史,丰富并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论先秦儒家“乐”思想及其对当代文艺发展的启示

先秦儒家不仅将乐视作能够承载伦理实质的艺术形态,甚至将其视作伦理观念本身。他们严格遵循和的导向,恪守礼的标准,赋予乐以道,意图通过礼乐教化达到规范社会与个人的目的。他们的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启示在于:文艺理论的构建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优秀作品的创作要与宣传教育紧密结合,文艺创作不能脱离具体时代与群众实践。     

从“智者乐水”看先秦儒家的崇水思想

先秦儒家崇水的根本缘由在于从水中悟道,寻找水与人道德精神的内在联系,并由此推衍儒家立身处世的道德品质,形成了"以水比德"的观念。先秦儒家的崇水思想更多地体现在服务自己的政治主张。     

“无为而治”异说——从“圣人气象”看儒家治国理想

"无为而治"不是道家之"专利",而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理想。"圣人气象"是指圣人所具有的"仁"、"和"、"乐"以及"与天地同"之境界。由此境界推出儒家以"为政以德"、"任官得人"、"行其所无事"等"无为而治"之自然方式建构和谐社会的终极理想。     

从《论语》看孔子的“乐” 与“哀”

维特根斯坦曾以“哀”与“乐”概括生命的本质,在他看来, “喜乐”的情感显露生命当有的样式, “悲哀”的情感则昭示生命需要转化的本质。据笔者考察,在《论语》中,孔子是通过“乐”与“哀”这两种情感理解和经验生命的本质。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提出,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中国哲学重生命,读者自然会追问其所关注的“生命”当如何理解。本文将通过追本溯源的方式,考察《论语》中孔子如何论及“哀”与“乐”,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回应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如何理解“生命”。最后,以孔子可能有的立场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生命”本质的理解。     

从梁武帝的《孝思赋》看中国佛教与儒家伦理的融合

收录在《广弘明集》中梁武帝所作的《孝思赋》,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宣扬儒家孝道思想的文学作品,然而,唐代道宣法师却将其当作弘扬佛法的护教文献加以收录。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佛教试图在伦理方面实现与儒家传统的融合,实现佛教伦理的本色化。在梁代,中国僧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试图体现佛教对儒教孝道的包容,而梁武帝将奉佛与尽孝结合在一起,更是实现了在道德教化上的儒释共弘。对孝道的吸收,突出的表现了中国佛教的本土伦理特色。     

从“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看当代儒学的发展危机

"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暴露出当代大陆儒学的复兴运动存在太多潜在问题,隐藏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深刻危机,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辨析,正本清源。本文从"两岸新儒家"与"康党"的内含辨析指出"康党"已经背离儒家与儒学宗旨,存在着篡改、歪曲、利用孔子儒学,而使儒学再次蒙羞的理论风险。由此次会讲亦可看到儒家宗旨的迷失,儒学被无情而肆意的利用,体制内儒家的集体失语等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危机。     

从《红楼》少女形象看作品对儒家伦理观的承传

历来在对《红楼梦》与儒家传统思想关系的研究方面 ,很少涉及这部大书与儒家传统思想的联系。而曹雪芹虽然显示出对传统的某种超越精神 ,但同时 ,作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孕育出的伟大作家 ,他又不可能脱离其文化土壤 ,必然受到传统思想和文化习俗的制约。《红楼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 ,特别是贵族少女形象的塑造上 ,就呈现出对儒家传统伦理观的承传情况。具体地说 ,这些贵族少女在两性交往与自身修养方面 ,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儒家传统妇德观念的恪守与张扬。对此 ,作家多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从“先王之乐”到“寂寞无听”——浅谈阮籍音乐美学思想的转变

魏晋之际混乱血腥的政治环境造成"名士少有全者".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随着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以"高平陵事件"为代表的政治事件粉碎了阮籍来自于"儒家"根深蒂固的入世理想,并极大地影响到他音乐美学思想的价值取向:由"儒家"转变为"道家".     

“是非”与“利害”之间——从梁漱溟的村治理论看儒家与现代制度的关系

梁漱溟从对民国以后的政治现状的反思出发,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应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相适应,并以此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实践。这可以为我们认识儒家与现代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启发的视角。     

儒家“和谐社会系统论”——《礼记》的伦理美思想体系

文章通过对《礼记》的研究,揭示了儒家和谐社会的构成、结构、系统与功能。指出儒家伦理美的最高理想即"天下之肥"—天下和谐,"小康"—"大同"社会即其"天下和谐"的社会模式,《礼记》是打开儒家和谐社会构成—结构—系统及其功能的一把钥匙。     

从《太平广记》看中古民间佛事活动与儒家伦理之关系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统治者的提倡和各阶层的传播,佛教信徒日益增多,佛教信仰逐步深入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佛经的念诵、传抄、刻写以及佛像的建造非常盛行。佛事活动及佛教的世俗化过程与儒家礼法文化从经典文本到士族家法门风再到向全社会的普及这一线索交织进行,二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儒家伦理汲取佛教伦理资源,民间佛事活动以儒学为文化底色,体现出"替儒行道"的特点。     

从“乐”看《论语》的生态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没有提出“生态”的概念,但在他的言论中包含着丰富而鲜明的生态意识,并在后来的儒学中得到发展。《论语》中的生态观是作为“乐”的前提条件,通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表达出来的。同时它也是儒家“仁”与“和”的哲学思想现实层面体现。     

《白鹿原》: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发展简

《白鹿原》是九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尤为重要的收获”,陈忠实创造性地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将之与中国民间文化元素和中国儒家天人感应说相融合,创造了以人物命运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秘史,丰富并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先秦儒家乐论的演进及路径——以《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为中心

先秦儒家乐论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尤以《荀子 · 乐论》与《礼记 · 乐记》最为典型.二者思想有承续关系,但在"乐"的性质与功能、"乐"与情感的关系、"乐"对君子人格的教化以及"礼""乐"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存在微妙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出上古儒家乐论的演进及其路径,折射出西汉统治者在礼乐制度上对儒学的改造,以及儒家乐论逐步适应西汉王朝政治要求的努力.     

简论钱穆与新儒家的关系——读《钱穆与新儒家》有感

钱穆先生与新儒家之间,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认同的最低纲领,但是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上有很多不同看法,他们不属于一个学派,所同不胜其所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