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归属、传承谱系与近代命运

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在推崇孔子的同时,将孟子视为孔教的正统传人;在追溯孟子学术谱系的同时,抬高孟子的地位。这是康有为推崇孔教的需要,也奠定了孟子在近代的命运。康有为以今文经学发挥微言大义的方式对孟子思想的诠释和转换影响了近代思想家。     

韩非矛盾观的偏颇、影响和危害

韩非的矛盾观是“不可两立” ,主张两分法 ,要求二取一 ,强调对立 ,突出斗争 ,并使其绝对化。这种矛盾观有所偏颇 ,但长期以来都没有受到过质疑。正因为如此 ,所以它对后人的矛盾观有着极大的影响 ,并带来一定的危害。我们应该从传统矛盾观上升到现代矛盾观 ,即从平面矛盾观上升到立体矛盾观     

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     

论龚自珍矛盾心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龚自珍小时候便有经世之志,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遭遇到人生挫折后,他选择了一种“选色谈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入世与出世,在龚自珍的心态中客观地并存着。故探讨这种龚自珍复杂矛盾心态,对了解其思想及作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韩非的矛盾律思想

战国时期哲学家韩非首次提出"矛盾"概念,并在《五蠢》篇中概括出"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的"矛盾之说"其实质是,具有不相容关系的两个命题,不能都是真的。它巧妙地表达了矛盾律的精神实质,并尖锐地提出了自相矛盾问题。但他并未像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对矛盾律解释的那么科学和准确。它们的区别在于,韩非有时是在对客观事物的比喻意义上使用"不相容之事,不两立"这一观点,而亚里士多德是将思维现象同客观事物分离开来,以纯粹的状态研究思维规律,韩非也就作不出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对矛盾律元语言层次的叙述。     

“圣人”心态对康有为早期文化思想的基础

康有为少年聪敏卓异，而有绰号“圣人为”。其后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复杂的求学经历，尤其是佛学和西学的影响，使康发展成一种“圣人”心态－即自以为圣人，“日日以救世 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的抱负和舍我其谁，勇于承担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无畏精神。这一心态对康有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如平等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大同思想和宗教情结都产生了影响。     

韩非与专制主义

通过对战国时期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法、术、势思想的具体分析，指出韩非之术是驭臣之术，韩非之法是僵死之法、刻薄寡恩之法。这种法术思想与专制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在现代社会，如果鼓吹和倡导韩非的法术思想，只会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害     

刘克庄仕隐的原因及矛盾心态

刘克庄一生仕途坎坷,屡起屡废,他的生活经历客观上在仕隐之间摆动,他的主观心灵也始终在仕隐之间徘徊。他的出仕既是为了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也是为了光耀门楣和摆脱贫困;他的归隐是因为耿介敢言,屡次被贬;同时也是为了远祸避害,平息谤议,保全晚节。欲仕而不得,欲隐而不甘,刘克庄的这种仕隐矛盾贯穿其一生,比一般人更为复杂、激烈和长久。     

论岑参边塞诗中的矛盾心态

岑参是唐代具有典型文化意义的边塞诗人。在他的边塞诗中,突出地反映了他出塞与思乡、建功与归隐的矛盾心态。这不仅与他的家庭背景、个人气质等有直接关系,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解读岑参的矛盾心态,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诗人及其作品都有重要意义。     

韩非论官吏与法的关系探析——兼与儒、道、墨、前期法家比较

韩 非对官吏与法的 关系,态度十分 明确,主张官吏绝 对遵守现实君 主法,并系统 地提出了一整套 君主以法治吏的 思想,即君主对 官吏进行法、术、势 全方位的治理 ,使官吏不敢 违法,不得不守法并 乐于守法。韩非 的这种以法的绝 对权威治理官 吏的思想,是对儒 、道、墨三 派主张官吏相对 地遵守君主法思 想的批判,也是 对前期法家零散 的以法治吏思想 的继承拓新。     

从韩偓的感时述怀诗看诗人被贬后的心态

历来人们关注韩亻屋 ,总是把目光集中到他的《香奁集》上 ,殊不知《香奁集》外的三卷诗歌与韩亻屋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三卷诗歌中的感时述怀诗有 80多首 ,绝大多数创作于诗人被贬之后。透过这些诗歌 ,可以感受被贬后韩亻屋的种种心态 :他愁苦伤怀 ,甚至以酒麻木自我 ;他痛恨邪恶的藩镇势力 ,心中还存有对李唐王朝的一片忠心 ;同时 ,政局的险恶使韩亻屋不得不努力使自己归于平静。韩亻屋的这种种心态与他对李唐王朝的忠诚及他自身耿介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韩愈道统论与传统文化心理

面对中唐社会危机,韩愈以捍卫儒学自任,重振儒学道统.因他的道统论带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于儒家义理探讨方面缺乏建树,以致在当时收效甚微,但却为宋代理学家重构儒学开了先河,起了奠基铺路的作用,从而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韩非对管仲法治思想的评说

春秋初年的管仲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功为历代美谈.但对其治国思想中的法治部分作出系统评价的却是几百年后战国末期的韩非.集法家大成的韩非肯定了管仲在齐国实行的变法改革,并认为变法改革是齐国成功的关键.他对管仲思想中的"刑罚"、"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的法术思想表示赞同,并对其思想中不成熟的方面作出批评.     

从商鞅之“法”到韩非之“术”

先秦法家从商鞅到韩非经历了从重"法"到重"术"的转变。这个转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体现了先秦法家思想发展的思想史脉络,并对以后法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张衡的心态变化看汉赋观念转型

张衡的心态完成了从依附性心态向隐逸心态的转变,他的汉赋观也经历了由汉代主流的政教赋观向自觉赋观的转型。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张衡终结散体大赋,开启抒情小赋,实为汉赋转型过程中终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心态变化对于汉赋转型的影响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汉律中“同居”及相关问题考订

通过张家山汉简和里耶户籍简等相关材料的补证可知:汉律中"同居"的构成要件是"同籍",它包括奴婢,不包括父母及妻子等最近层直系亲属。"同居"之间的互相举告,可预防和遏制犯罪的发生和发展;"同居"是决定当事人在爵位和代户继承上优先与否的关键因素。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混合经济时代的民法与经济法--兼论民法、经济法的社会利益与社会本位

政治社会是手段,市民社会才是目的,民法、经济法正是繁荣市民社会最重要的法律途径。伴随着法律社会化的进程,经济法应时而生。民法社会利益与经济法社会本位以及民法强制与经济法干预具有不同的功能。在市场加计划的“混合”经济体制下,民法与经济法应探寻彼此和谐与归一的路径。     

浅谈韩非对管仲法治思想的评说

春秋初年的管仲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功为历代美谈,但对其治国思-想中的法治部分作出系统评价的却是几百年后战国末期的韩非.集法家大成的韩非肯定了管仲在齐国实行的变法改革,并认为变法改革是齐国成功的关键.他对管仲思想中的"刑罚""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的法术思想表示赞同,并对其思想中不成熟的方面作出批评.     

运用同一律浅析“白马非马”

本文旨在通过一个新的角度给“白马非马”这一哲学命题以新的剖析,主要的分析手段是形式逻辑学三大定律之一———同一律。通过分析,对原命题的逻辑思路有了全面的清晰认识。最后得出结论:只有遵循同一律的论证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