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共论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晚期在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互联网公共论坛作为一种立基于新传播技术之上的参与方式,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增加了公民全面的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直接沟通的可能性.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来获取政治信息,通过互联网的公共论坛及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且与政府发生互动.互联网公共论坛中的政治参与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体现了民主的价值和精神.虽然互联网公共论坛还有待于规范,但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决策的优化等方面,无疑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互联网思维重构中国政治文化

产生于网络时代的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方法、规则和精神,日益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思维方式。它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影响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生活与政治活动。互联网思维强调开放透明、参与协作、去中心化,有助于政治主体平等交往。在互联网上,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提高了普通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互联网思维使民众学会理性温和地处理问题,促使公民的政治情感日益趋向温和。互联网思维使政治过程走向平等开放和随机互动,使政治活动日益增大透明度,推动政治主体理性温和地评价政治事务。互联网思维有助于增强自主理念,巩固参与意识,塑造互动文化,深化法治思维,建设开放透明的中国政治文化。互联网思维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进而促进公平法治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互联网时代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检验政治知识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公众得以相对容易地获取各种政治知识。政治知识获取和拥有的改变可能对参与行为产生影响。本文的经验分析显示,当前中国公众网上的政治参与水平已和传统参与形式不相上下,甚至超越网下。公众的政治知识与效能感产生交互效应,对网下政治参与有积极影响;政治知识也直接正向影响网上参与。这表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更知情的公众更倾向于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更积极地以互联网为渠道实施参与。同时,网上政治参与成本的降低使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改变,政治知识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政治参与是社会权力的直接表征;政治知识是生产与再生产不平等权力结构的重要维度。管理者和研究者应思考如何以制度化的安排搭建公正、有活力的网络公共空间,建构数字时代基于公众参与的稳定的政治秩序。     

当代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

所谓网络公共领域,就是具有独立、理性评论能力的网民以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政治事务）为讨论内容,以网络论坛、博客为主要载体形成的一种公共领域。当代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主要具有三方面的政治功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调空间,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参与新路径,推进协商民主的新方式。     

微博问政视野下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发展与挑战

微博问政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在网络领域中的扩展。微博问政的便捷性、互动性、广泛性,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发展。微博问政中的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均衡性、虚假信息蔓延、”碎片化”参与等现状,给微博问政带来了的挑战。本文探讨了保障中国微博问政有序发展的建议：提高微博用户的道德自律意识、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国公民微博政治参与现状及有序化策略研究

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对中国公民微博政治参与的现状进行研究.通过统计分析发现,18~24岁的青年是影响中国公民微博有序参与的主要群体.运用系统分析、内容分析与情景分析等方法分析得出当前中国公民微博政治参与存在的主要困境,社会阶层的多元异质特性带来了微博政治参与的"群体极化"现象,数字鸿沟的客观现实导致了微博政治参与的非理性行为,微博谣言不断则敲响了公民微博政治参与有序化困境的警钟.通过政策视角与公民教育视角提出,公民微博政治有序化参与的对策建议为前者是要通过法制建设规范引导参与行为,后者是要通过理性公民教育提升参与效能.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下的考察

政治信任是衡量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要指标，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不断影响着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方式。使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 2014)数据，围绕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尝试从中介机制和使用方式两方面回答“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信任”问题。通过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分析互联网时代纵横向信息传播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互联网使用方式分为集体介入—社会导向、集体介入—娱乐导向、个体介入—社会导向、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四种类型，并研究每种类型行为的特征取向和政治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都是互联网间接影响政治信任的中介机制，但两者作用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机制顺应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资本建构逻辑；(2)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于政治信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存在效应差异，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政治关联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可借助互联网积极宣传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治理成果以提高政府绩效评价，鼓励并支持民众利用互联网参与各类公共活动，进而培育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任感。     

微博“交往理性”的现实性质疑

审视当下中国的微博交往,学界应以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其“理性交往”的现实性;而哈贝马斯构想的“主体间性”和“理性共识”原则,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认知向度和理论参照.微博因其优于其他媒体的自由对话特性,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交往理性试验区;而存在重大冲突和非合理性的系统与生活世界、主体性与理性迷失的交往主体以及微博传播内在化的冲突等因素,共同滋生出了浮躁的微博交往行为.权力、资本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施加的深层次压力,使得初具公共领域特征的微博极可能丧失对话的功能.因此,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能否在微博领域得到呈现,仍值得怀疑.学界需要重塑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以此建构理性交往和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SEM的政治价值观中介效应检验

关于互联网的使用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相关研究充满了混杂的观点和证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可以验证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使用内容偏好,互联网的用户使用差异比技术效应更能解释个体的政治行为。这也证实了政治价值观是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政治参与的有效中介变量。其中,互联网娱乐性使用推动了公众从威权向民主的价值转型,并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增长,而信息性使用显示出积极的政治认同效应,即政府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与政治动员,推动了更满意、更信任的政府—民众关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调和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而消解或减少个体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显示出我国政府互联网治理的积极效果。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政治资源建设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发生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变化和特征密切相关。社会冲突现象的实质是冲突的一方对另一方行为的矫正,使双方利益得以实现或满足。这个过程可能存在着边界双方的对抗,也可能是协调博弈。以对抗求合作促成边界双方各自实现自我目标是最优的价值取向。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演变,聚焦在走向对抗还是合作的论辩。通过比较分析后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走向对抗的条件不存在,只能朝向抗争性的合作方向发展。为此,中国应该在整合政治资源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消除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     

略论中国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

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中间地带,需以公共权力与社会行动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在传统文化遗存、共产党执政、多党合作协商的政治形态与历史背景下,社会行动者作为一种具有复杂、被动变量的社会构成,其成熟对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元社会形态下,利益多样化所形成的社会行动者主要包括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及弱势群体等,他们在公共领域参与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人性私欲性在无法实现利益"帕累托最优"状况下导致公共领域"公共性"畸变与"搭便车"参与;社会民众政治人格在转型期形成的迷茫与偏差造成公共领域参与的失范、失效与政治冷漠;传统家国二元思维、"臣民文化"、权威人格等思维模式使社会行动者陷入公共意识缺乏、主动性丧失以及权威崇拜与追逐之危险中。基于此,社会行动者的成熟需形成以公民道德建设、现代政治人格塑造、公民文化培育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构建体系,以文化和制度的内外双重作用为中国公共领域构建提供独立自主、理性积极的参与主体,即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力将是最终决定中国公共领域构建实效的关键所在。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播技术对社会整合与民主参与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本文通过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究竟促进还是抑制了公民参与行为,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方式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分析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带来积极影响"这一基本判断在中国社会依然成立;我国公民参与行为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从具体行为来看,网络信息搜寻行为对线下公民参与有积极影响,网络信息搜寻行为、网络社交活动、网络娱乐消遣行为均对线上公民参与产生积极影响。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     

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及其对策探究

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政治参与的一般性媒介。它不仅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深化了民主政治的内涵,而且推动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对公民的自我完善与政府的公共决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网络政治参与陷入无序化的局面,则导致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建构理性的政治参与文化,是防止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的根本之道。     

农民政治认知与参与的定量研究

随着农民政治认知途径的多元化拓展,农村民主选举的周期性举行,农民政治参与不断制度化和常规化,导致农民政治参与动机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经济理性不再是解释农民政治参与动机的惟一模型.投票行动中的农民,对村庄公共秩序、公共福利以及自身权利实现的关注程度呈增强趋势,并对农民政治参与产生直接影响.     

读者来信栏目在公众舆论和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以国民政府时期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公众舆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本质上表现为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大众媒介不仅能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提供重要渠道和平台,而且有助于培养民众的理性批判意识,在这方面,报刊的读者信箱栏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民政府时期,我国报刊界首次掀起了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高潮,而读者信箱栏目扮演着引导民众参与政治的全新角色。信箱栏目的政治传播功能有三点:其一是为编者读者提供交流的公共空间,实现报刊与民众的真正结合;其二是培养民众辩论的理性与洞察力;其三是鼓励和引导民众关心国家社会、参与政治讨论。     

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现状调查—以北京市部分高校为例

微博出现标志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因为其传播迅速、交互性强等特点,拓展了民主政治参与的新渠道。大学生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独特的社会地位,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未来的意见领袖。所以研究这一特殊群体在微博这个新平台上的政治参与行为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通过对北京七所高校的四百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初步了解了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的现状、参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行为特点,并提出了相关改善意见及建议。     

网络政治传播影响青年政治认同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政治心理的中介效应

网络政治传播是影响青年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个体政治心理在其间扮演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厘清网络政治传播通过何种机理影响青年政治认同是准确解读两者关系的重要步骤。基于对1647名青年的调查数据,文章探讨了不同类型网络政治传播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正面信息、网络政治互动有助于增进青年政治认同,负面信息会降低青年政治认同,网络政治表达和网络公共参与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影响则具有双重特征,权威价值观和政治效能感是联结网络政治传播和青年政治认同的重要中介变量。营造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参与互动空间有助于促进青年主动的建构性认同,对于提升青年政治认同至关重要。     

读者来信栏目在公众舆论和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以国民政府时期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公众舆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本质上表现为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大众媒介不仅能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提供重要渠道和平台，而且有助于培养民众的理性批判意识，在这方面，报刊的读者信箱栏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民政府时期，我国报刊界首次掀起了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高潮，而读者信箱栏目扮演着引导民众参与政治的全新角色。信箱栏目的政治传播功能有三点：其一是为编者读者提供交流的公共空间，实现报刊与民众的真正结合；其二是培养民众辩论的理性与洞察力；其三是鼓励和引导民众关心国家社会、参与政治讨论。     

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特征--基于多项式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大样本的网络问卷调查构建了多项式回归模型,从人口统计特征、网络基本使用特征、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特征和对网络政治参与效果的态度四个方面,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结构与特征进行了探讨。这些特征主要是:参与主体为年纪轻、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赋有理性的群体;现实社会中职业声望与网络话语权并不完全匹配,甚至是对立的;社会化媒体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工具,特别是微博在网络维权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是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