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工作形式正在发生快速的变更。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观点,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劳动已经被新的后工业形式的劳动所取代,这些已经不能通过马克思所阐述的以工业模式为基础的劳动理论来理解,我们需要崭新的关于“非物质的劳动”和“生态政治的生产”之概念。然而,哈特和奈格里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批评是错误的,他们关于后工业社会劳动理论的阐述是混乱且无用的。适当地理解并且恰当地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将会继续提供一种在现代世界中了解劳动本质的更为恰当的基础。     

从劳动合同法看企业社会责任

《劳动合同法》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无论从颁布前的几轮修改及争论还是实施后的影响,无疑是现代企业和员工争相讨论并关注的话题。在《劳动合同法》的强制和约束下,企业对于承担社会责任是逃避还是主动应对并制定合乎企业实际的行为准则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非物质劳动：马克思劳动观点的发展还是误读？

“非物质性劳动”是《帝国》一书的核心概念之一。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就是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分为象征性或智力的劳动和情感劳动两种类型,并且这种劳动在劳动形式中处于霸权地位。这种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判断和理解虽然有值得称道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对马克思劳动观点的误读。     

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理解社会结构的起源和发展

劳动实践决定社会结构的发生、发展,是“劳动创造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必然逻辑结论。本文分析了结构的概念,社会结构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并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方法论进行了粗略的探讨,认为劳动实践不仅是人的本质,也是社会结构的本质。     

关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问题的探讨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不应该被看作是仅仅存在于简单商品经济社会,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而应该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它存在于一切商品经济社会;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归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同时并存于资本主义社会,二者之间不存在一种替代的关系。     

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轨迹、机制与成效

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可以分为孕育初塑、探索发展、改革转型、完善确立四个时期，演变过程显现出如下特征：政策的目标、内容走向分类多元；教育内容及实施途径日趋完善；课程纲要及体系逐渐趋于规范合理；劳动教育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根据历史制度主义逻辑框架，演化出劳动教育政策变迁过程中的断裂均衡、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和渐进转型四种模式。通过分析政策变迁成效，发现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从体力劳动到脑体并用转变的教育模式被迭代更新，从单纯劳动技能到劳动价值观塑造的教育内容被重新定义，从促进工农业生产到助力现代化建设转型的教育功能被深化拓展。     

ICT革命与非物质劳动——当代社会形态话语斗争的主战场

半个世纪以来的ICT革命,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促成了以创新驱动,经济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兴起,以及社会形态的相应变化.与这些变化有关的理论问题十分重要.西方文化左派在批评自由主义主流解读的同时,其自身的解读实践也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同时面对资本主义自由派的攻击和西方文化左派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是把话语斗争深入到话语框架基本预设的分析.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对国内学界影响深广的西方文化左派,实际上分享了自由派的预设,并为后者的话语霸权提供了学术理据和舆论铺垫.因此有必要予以反思和清理.     

消费社会的情感劳动及其异化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的需求已经不止于有形的商品本身,他们还要从服务中得到愉悦、尊严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服务行业对利益的追逐,直接推动了情感劳动市场的形成,情感变成了一种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社会组织制定一套情感体验与表达的标准来培训和管理工作者的情感劳动,当人们的情感被用于商业目的时,它不再是个人的真实性情感的流露,而是经过组织化的操纵之后的商品.当情感整饰不再是私人的行动,而成为获得价值的工具时,情感已被异化了,并带来了严重的身份混淆危机.     

略论我国现代劳动主体的创造力开发

本文阐述了我国在向现代信息社会迈进的过程中 ,社会劳动主体为适应信息社会一般要求而进行创造力开发所应具备的一般宏观社会环境条件和劳动者个体条件     

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学者进一步扩展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处于福特主义阶段。以流水线作业、劳资集体谈判为特征的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存在着内在缺陷,这种内在缺陷导致的福特主义危机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向后福特主义转变。后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使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之间、资本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唯物史观与和谐社会主体研究

唯物史观始终强调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科学的人本观是唯物史观的主线之一;人是社会的本体基础;人的存在方式并非恒定不变。这为和谐社会主体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谐主体研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拓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指明了人的发展的当代取向,也丰富了人的发展阶段论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应用与发展。     

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不仅关系着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还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受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当前的劳动关系存在着劳动合同管理不规范、法律法规不完善、企业法制观念薄弱、员工流动性大、分配不公等诸多问题。因此,应树立和谐社会价值观,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提供政策引导和法律支持,并实施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石。     

莎士比亚悲剧的宗教解读

莎士比亚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无所不在的"恶",而"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在悲剧中,莎士比亚一方面表现人的理性力量,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的有限性和悲剧性处境。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新教对人的本质理解是一致的。从莎士比亚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文化继承与发展的一面。     

从劳动正义看劳动幸福———兼与何云峰先生商榷

幸福是人们的根本追求,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劳动是基本人权,人们通过劳动实现人的类本质,得到深层次愉悦体验即为劳动幸福。劳动正义不是劳动权利而是实现劳动幸福的道义基础。劳动主体正义是劳动幸福的实质所在。劳动主体正义实质是劳动对社会主体的有用性超过有害性。生产资料正义是劳动幸福的客体正义。国民是国土等自然资源的共同所有者,劳动生产而成的生产资料应归生产者共有。劳动动机正义是劳动幸福的深层动因。实现劳动幸福应成为人们进行劳动的根本动因。劳动过程正义是劳动幸福的关键环节,确保劳动过程正义的根本要求是充分保障劳动权利。     

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唯物史观新探

在人类历史进入风险社会以后,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反思日益热烈,有关风险社会的理论也迅速从西方传入中国,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关于风险与风险社会的理论却不能直接拿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风险及相关问题。为此,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理论进行重新认知和阐释,并对二者重新做出阐释和分类,这将为发展唯物史观和重新认识风险与风险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并为我国社会发展中进行风险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     

劳动契约理论视角下的员工忠诚度培养

根据劳动契约理论视角分析,员工的忠诚就是其忠实履行劳动契约。而劳动契约分为显性劳动契约和隐性劳动契约,前者对员工忠诚度培养形成外部强制,后者对员工忠诚度培养产生内在约束。因此,要培养和维护员工的忠诚度,既要强化显性劳动契约,又要建立良好的隐性劳动契约。基于作者在美国加州富乐敦州立大学进修期间的见闻及对其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考察发现,权责利明晰的劳动契约是美国高校教师爱岗敬业即忠于职守的根本原因所在。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战略劳动关系管理

对企业劳动关系的研究包括三个范畴,即学术建设、解决实际问题、道德规范。当代劳动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重新建立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之间更为广泛的联系。战略劳动关系管理冰山模型通过对劳动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理论的归纳和梳理,提出劳动关系管理包含合法、合情、合理三个层面的内容,满足这三个层次的企业用工是节约人工成本、改善企业绩效、提升企业价值的最佳用工方式。     

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学历史观底蕴

马克思的人学历史观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互相推进是历史的生成机制.社会历史的发展,由于人的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区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和自由人联合体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是由人的发展史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发展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历史观的基本精神,用以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策体系和目标安排,并构成这一目标的人学底蕴.     

从应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避行为看《劳动合同法》完善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引发了社会各界激烈的争论。从应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避行为中发现,我国《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存在价值取向脱离转型期的国情,法律规范设计不尽科学和法律制度不尽完善等不足,致使其难以有效规制和应对其规避行为。为克服这一缺陷,减少规避行为发生,我国《劳动合同法》应适度放松解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限制,完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法律规范体系和健全规避行为法律责任制度。     

基于公民社会视角下的高校社团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兴起,社团组织得到蓬勃发展。在公民社会兴起的背景下,政府职能的转变拓展了高校社团的建设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转换社团工作方式,青年的个性化发展及学生自组织的大量出现,对高校社团增强工作有效性、活动凝聚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高校社团要重新审视自身的职能定位,努力成为创新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骨干力量,实现高校育人目标的补位者,维护高校安定稳定的参与者,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