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关系与信任的运用——洋村田野研究.

本文根据在洋村长期的田野研究获得的资料,用关系和信任的理论,从微观的视角来揭示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行逻辑：1、关系是地下“六合彩”蔓延的脉络;2、“自己人”和“外人”有着不同的交易规则;3、关系信任是地下“六合彩”交易的根本保障。最后,笔者得出了以下结论：1、地下“六合彩”是一种集体越轨的产物;2、工具情感关系是农村社会转型时期的主导关系类型;3、目前农村社会中关系信任受到了削弱,而制度信任尚未建立。     

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农民“种房”行动是主观上的目的理性行动，且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特征；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村民眼中的“国家”——对华北一个乡村预防“非典”事件过程的考察

本文以民族志方法,详尽考察了华北一个乡村中不同人员为预防“非典”（SARS）而付出的诸多努力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基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我们借“非典”预防事件考察了日常国家实践和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观念。当地的“非典”预防过程大致经历了村民自我防护行动和官员与百姓联手共同防治两个阶段。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在当地村民看来,既是一个完整的官僚体系,又是一个由分化的且时而矛盾的机构、场域和过程拼成的复合体;更为重要的是,它有不断变化的形象和脸谱。     

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

基于对在成都市同性恋社区中桑拿、酒吧和健身房等“同志”商业性场所的民族志研究,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的视角,探讨了在目前中国都市消费革命的推动下,作为新的“差异空间”的“同志”空间的生产和发展。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使传统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同性恋问题被置于属于公共范畴的市场经济之中,并赢得了新的社会合法性。虽然仍然面临诸多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压制,但“同志”人群公共空间的拓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消费革命所带来的“解放”和“自由”。这些商业性场所是“同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社区的活动,同志人群在性、语言、兴趣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彼此认同,构成了后来“同志运动”得以发展的文化基础。     

迈向“虚无之物”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一个消费者的视野

依据对日常消费实践的经验和观察,作者从消费者的视角论证：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消费实践正在快速地奔向“虚无之物”---没有内涵,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由某个中心建构和控制的、比较而言缺乏特定内容的社会形式。“虚无之物”是瑞泽尔（<')=(7）建构的一个理想类型概念,在使用这个框架之前,本文根据相关理论传统和中国经验稍加修改。中国社会消费实践>" 年来的剧变被阐释为消费革命、第二次解放和人们的选择自由。不过,作者认为,变革的社会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不仅会丧失曾经拥有的独特文化和传统,而且生活的意义和情趣正在遭到侵蚀和损害。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上海“麦工”意义世界的人类学解读——基于田野体验的视角与洞见

本文以2008-2010年在上海市静安区和黄浦区的麦当劳门店所进行的田野研究为基础, 通过检视其员工在日常工作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系列调适性策略,探讨“麦工”(McJobs)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特殊语境中的多重含义。本研究初步发现, 上海“麦工”的意义世界不仅仅是实在的文化生态景观和精英话语制造出的符号,而且还受到跨国主义和地方转型这两股结构性力量的主导和型塑;本文在考察和分析普通“麦工”的地域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和工作策略的同时,强调社会分层和日趋多元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对“麦工”体验过程的关键作用。     

“共建”：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结构和理性 ——基于E市建筑散工网络的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框架为基础,以湖北省E市一个装修散工群体为个案,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维持和变迁的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建构,但当经济机会结构改变之后,个人会理性地、有选择地复制传统社会结构以再造社会网络。同时,传统制度结构也会“同构”再造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网络得以维持,进而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所以,在社会网络变迁中,“理性”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构”则在社会网络的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是“共建”的,“差异化复制”和“制度化同构”是“共建”的两个重要机制。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诸多伦理性、道德性的内容,致使司法体制与乡村现实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抵牾。本文借由一起诉讼揭示了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甩干”机制。基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会按照形式理性的要求,以洁净化、纯粹化为目标,甩掉道德、习惯等诸多非法律的元素,实现对案件事实的重新建构,以一种生硬、执拗的方式对案件进行权威性的裁决。“甩干”机制源自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案件“受理”与“审理”的特殊制度设计,同时也是基于法律形式化要求的无奈之举,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式司法的“无知之幕”特色。“甩干”机制揭示了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及内在张力。     

垃圾桶决策模式:反理性主义的声音

垃圾桶决策模式是不同于理性主义和渐进主义的决策模型,它向人们展现的是一个反理性主义的视角。该文从垃圾桶决策模式的基本学术主张出发,分析垃圾桶决策模式对于政策研究、政策实践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A Burden for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level. Method. We apply both OLS and interval regression techniques to objective macro data of 307 Flemish municipalities for the year 2000.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various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unicipality, 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municipality's level of social capital. We do fi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number of nationalities within a municipality. Yet, contrary to the prevailing argument in the literature, it is not the presence of people with a clearly different ethnic‐cultural background that drives this negative relation. Conclusions. In accordance with previous international findings, municipalities with large groups of differing nationalities among its citizenry are confronted with a lower level of social capital. Importantly, however, our findings emphasize the ne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nationalities and argue for explanations beyond “simple” ethnic‐cultural disparities.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纺织品特殊保障措施条款"中的"市场扰乱"概念的解释问题

本文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解释条约的国际法规则,对“严重损害论”所主张的关于《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规定的“市场扰乱”概念的解释观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判断中国出口纺织品是否给进口国造成“市场扰乱”时,“以前协定”不能成为参考因素,“严重损害”不能成为正确的标准。     

重构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政府人范式

关于政府人的人性预设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由"道德人"转向"经济人",第二次转向是由"经济人"转向"公共人".作为对"道德人"和"经济人"超越的政府人预设,要既能发挥对政府人积极的激励作用,又能起到约束作用,使激励和约束相得益彰,因而"公共人"并不是对政府人的真实揭示.正义一方面和道德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相关,因而对政府人的正义要求恰好既能发挥激励作用,又能发挥约束作用.可见,政府人的基本角色是"正义人".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模式"?——兼析作为"模式"的西方"马克思学"

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的反思逐渐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有学者认为,对模式的审理是一项具有前提性的基础工作,只有彻底超越传统解读模式,我们才有可能创造一个新模式,进而建构出具有本土特色和当代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编者认为,作为一种新的视角,模式研究有利于界划传统和创新的边界,推动国内学者的当代意识和本土意识的形成。有鉴于此,我们编发了这组笔谈。这组笔谈以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为背景,对模式、作为模式的西方“马克思学”及其与相关代表性模式的异同进行深入分析和当代解读。尽管我们并不完全赞同这组笔谈的学术观点,但因其所探讨的问题本身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希望它们的刊发能够推动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思想库"研究:西方研究综述

本文综述了近几十年西方思想库研究领域的三个传统: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并分别从政治学、政策过程理论与知识运用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梳理了思想库影响力的理论脉络,最后比较了中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库"的研究的两种不同视角.     

The Heterogeneity of Socially Isolated Older Adults: A Social Isolation Typology

Recent statistics show a growing number of older adults who are living alone and are socially isolated. It i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in recent years, many intervention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address social isolation among the elderly. Evaluative studies show that most interventions are hardly effective, though.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i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socially isolated. This article offers insight into this heterogeneity by presenting a typology with different profiles of socially isolated older adults and the intervention implications of this typology. The typology is derived from an extensive qualitative study on socially isolated elderly individuals in the Netherlands. The typology imposes some degree of order to a diversity of circumstances, ambitions,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 socially isolated elderly, thereby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this population.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isolation used in this study starts from a societal angle of incidence, namely the current policy context of Wester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in which government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of their citizens. Developed from that perspective, the typolog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pplying interventions aimed at increasing self-reliance of social isolated elderly. This perspective on social isolation also has consequences for the way in which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alleviate social isolation is ass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