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再认识

美国对日政策是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日政策的NSC125/6、NSC5516/1和NSC6008/1文件.通过考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遇制打击中国的既定国策是其对日政策的根源和出发点,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增强是推动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演变的重要因素.     

战后初期资源委员会与对日索赔

中国对日索赔是战后初期 (194 5— 194 9)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索赔过程中 ,资源委员会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在对日索赔中处于主导地位 ,所以资源委员会的对日索赔深受美国政府索赔政策的影响。随着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 ,美国的索赔政策渐趋消极 ,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资源委员会对日索赔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美国对日政策调整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东西方缓和与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为了扭转美国在对外贸易、投资与国际金融领域的颓势,制约日本的经济扩张及其对美国的经济挑战,美国开始对对日政策做全面调整.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冷战时期存在的美日贸易、金融、科技、安全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泥潭.     

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的美国影响

国民党政府在战后结束中日战争状态,实施对日处置的整个过程中都受到当时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政策制定遵循美国意志;具体实施随美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而逐渐由减缓到停止;最后在法律上放弃对日处置的一切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给中日战争终结处理造成严重恶果,应负历史责任。     

孙中山对日观之我见

研究孙中山对日观 ,对于了解孙中山思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以及近代中国革命进程都有重要意义。从战略与战术关系出发看待孙中山的对日观 ,可知他是为了达成革命目标 ,而往往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和不惜付出代价。本文还专门就民初孙中山同日本的几次政治交易特别是订立《中日盟约》问题进行具体考察并作出评价 ,对有关文件的真伪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联美制日"目标的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及国联,公开声言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然而事与愿违,国联敷衍,美国保持"中立",置蒋之寄望于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奋起抗日,以此正告美国不可忽视中国抗战,要求改变其袒日立场转而制日援华.蒋最终抓住历史时机促成中美两国结盟,实现"联美制日"目标,也因此开辟了中国战时外交中难得一见的"平等共存"局面.其意义重大,但亦不乏过程中的种种艰辛.     

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

欧洲冷战格局形成以后,美国开始考虑改变其对日本政策,但是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美国军方与国务院产生了严重分歧。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促成美国决策层在原则上统一了对日方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最后决定把日本作为盟国重新武装,单独与之媾和,并为此故意拖延停战谈判。在战局被动的情况下,苏联拒绝签署旧金山和约,并转而采取强硬立场,在朝鲜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1950年代初期亚洲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成为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政策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1937～1941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1937～1941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属于一种过渡型的政策，既因袭了过去的“不承认主义”的中立政策，又孕育着新的同盟因素，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同时，这段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属于多边型政策，对日政策又是其远东政策的主体，对华政策攀缘在日美关系之上，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另外，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还属于一种倾斜型的政策，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中美关系本身的范畴，它几乎包含了帝国主义强国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不平等政策的全部意义，如：强权政治、强权外交等。美国把中国作为棋局中随着美国利益和意志任意驱使的一枚棋子，为美国利益去做铺垫交换。     

1948年“反美扶日”运动及其与国民政府的互动

抗战胜利之后,对日处置成为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而事实上已独占日本的美国在对日政策上却由惩处逐渐转为扶植,这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场反美扶日运动遂在中国大地爆发,民众以各种方式对美国的扶日行为予以揭露和抨击,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方这一政策的坚决反对及对国民政府软弱无能外交的强烈不满。由于扶日政策同样损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利益,因此其对待运动的态度与以往也略有不同。     

美国介入韩日岛屿争端的立场演变

战后美国将独岛(竹岛)交予驻韩美军管辖,随后支持日本对该岛的主权声索,杜鲁门政府对独岛(竹岛)归属的立场变化是韩日岛屿争端产生的直接原因。冷战时期美国始终在韩日岛屿纠纷中扮演仲裁者角色。进入21世纪后美国掩盖对独岛(竹岛)主权归属的立场;同时推动日本搁置争议,拉拢韩国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从削弱日本、遏制苏联到防范中国,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威胁认知影响着它在独岛(竹岛)争议的倾向。奥巴马政府在表面"模糊"主权归属,同时加大对争端的调控力度,控制独岛纠纷对美日韩合作的阻碍作用。美国在独岛争端中的立场变化引导韩日岛屿争端呈现降温趋势,降低了东北亚各国联合应对日本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可能性。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意识形态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作为一种系统的认识论或道德信念模式,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外交政策中事实上起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美国虽然号称最讲究“实用主义”,但它的对外政策同样也一直深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明显地反映在它的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依然是美国决定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新秩序和美国对华新政策

本文论述美国１９９７年后对华新政策。文章综述９０年代起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的检讨,到１９９７年克林顿政府采取对华新政策,主要是稳定亚洲、中国大陆、台湾,以确保美国在亚洲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     

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研究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美国针对外来威胁的战略选择集中表现为遏制,从而构建、推进了国际关系的冷战状态。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与冷战状态的起源和延伸存在关联。冷战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状态生存的动因研究可从四项议题展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具有六个基本特征,美国遏制战略的多元内涵具有五种选择。依据国内外冷战国际关系研究的成果,可以认为,冷战有可能正在从国际关系的例外转成常态。     

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与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是当前东北亚地区的两大热点议题。中日关系方面,虽然今年以来中日释放出加强经济合作的信号,两国政治交往的频率和层次也出现回升,但是钓鱼岛争端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两个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短期内难以化解,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两国缺乏互信,摩擦不断。朝鲜半岛局势仍继续陷入“紧张-缓和-紧张”的反复模式,在经历了短暂的缓和后再次趋于紧张。从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看,中美关系构成了这一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轴。因此,梳理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分歧,进而以此为基础思考中国的应对之策,对维护中国周边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公众外交：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美国公众外交是指美国政府针对其他国家民众采取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美国的公众外交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对外宣传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目的在于赢得外国民众对美国的支持;二是使外国民众更好地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实质上是对外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美国公众外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美国对外政策服务,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