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西方学者对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内涵理解不同 ,因而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认识。厘清哈贝马斯、泰勒等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话语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话语。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公共领域的分析性意蕴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哲学视域来看,公共领域是一个在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对关系中获得其规定性的关系性范畴。一方面,作为依托于市民社会又与之存在交叉关系的概念,公共领域与政治国家相对应并从市民社会中获得其规定性;另一方面,作为不同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公共领域源于民族国家并从政治国家中获得其规定性。所以,从分析性意蕴来看,我们既不能把它简单地化约到市民社会之中,也不能将它化约到政治国家之中,而要看作存在于二者之间和之中的一个分析性的中介性关系存在。其本质特征是公共性。     

关于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的思考

文学公共领域的充分发展是健全政治公共领域的前提, 解读中国近世政治演进的过程要从解读这一时期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状况入手。自明中叶以后, 中国近世的社会批判思潮和倡导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不断发展, 并通过明代的文社、清代的茶馆及书场、晚清的报刊等载体向社会民间传播, 这说明中国近世具备了萌生文学公共领域的条件。但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生存环境也使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批判性不足, 二是地域色彩浓厚, 三是独立性不强, 四是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不深入。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一种社会批判空间,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为操纵的公共性正在逐渐排挤批判的公共性。我们需要塑造普遍的交往行为以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从而缓解公共领域内部的紧张关系,并充分发挥公共领域对现代政治运行的规范作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     

“公共领域”概念辨析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权力领域区分开来,并构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按照他的理想模型,公共领域是价值中立的、单一的、超越生活世界的。他试图通过商谈程序等来保证公共领域的中立性,然而这只是把私人领域中的差别和问题放在括号中暂时悬置起来。有差别的私人会构成多样的公共领域。人们按照生活世界中的习俗也能够构建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也不能完全超越生活世界。     

当代中国文学为何退出公共领域

近15年,当代中国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文学边缘化的问题不在于失去"公众性",而是失去"公共性".20世纪80年代,曾经存在文学公共领域.文学工作者不仅关注公共问题,并且以文学形式把这些思考表达出来.但是近15年,文学逐渐与公共生活无关.文学公共领域的消失不能归咎于文学市场,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行政体制,主要原因在于文学工作者无法摆脱道德永动机和纯文学的二元框架.道德永动机的原则,从深层来说是注重"信念伦理",忽略"责任伦理";从浅层来说就是以道德评判代替文学评判,它严重阻碍了文学公共领域的构建.     

法制社会中的警察权--以公共领域为对象的考察

大政府日趋式微意味着警察国威风不再,威权政治的合法性也无法依赖传统的方式得以构建.如果经济基础的革新与发展所导向的只能是市民社会的兴起,那么警察权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其结果是为国家与社会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从物理上的公共场所,到公共舆论的形成,最终形成公共理性,警察权在自身范式转化的同时也在型塑一个合法化的公共领域.     

罗尔斯"公共理性"理念及其启示

为了摆脱现代理性的困境,当代西方思想家们重新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思想。其中,罗尔斯在人们的多元价值取向下达成"重叠共识"的"公共理性"思想最值得探讨和借鉴。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思想不但明显超越了那种在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下制定的对某种统一不变的本质或原理的寻求——被称为"现代性危机"——的理论色彩,而且保留着现代性的理性主义菁华部分,与其他人的理论相比是更胜一筹的。     

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

一般说来 ,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是任何一个完整社会中三足鼎立的三个独立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行动的独特逻辑 :国家是等级权力的逻辑 ,市场是盈亏逻辑 ,公民社会是自愿主义的逻辑。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型 ,在城市住宅小区中出现了业主委员会 ,它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 ,业主对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更加关心和主动参与 ,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 ,维护业主的权益 ,业主委员会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这一切初步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 ,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就必须以“自由竞争”和“公平贸易”的精神对待各种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 ,这不仅是“国际通则”的基本要求 ,也是公民社会理念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对于公民社会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的中国来说 ,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必须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融入世界大家庭     

社会公正和新型公共领域的建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新的社会差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出现。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条件下,社会团体成为政府和市场之外整合多元社会利益,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政治机制,而新型公共领域的建构为社会团体的理性运作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原则和充分的自治空间,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并行不悖。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已经兴起并且迅速成长壮大。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不仅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执行方式、执行监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公民社会在影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可以通过构建多中心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实现公民社会对公共政策执行影响的有效性。     

和谐社会与公共舆论自由独立精神之辩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调适与共生,在平衡中促进社会有机体的稳步发展。它要求全社会公共舆论的争鸣与对话,而不是一种声音。公共舆论的适度自由与相对独立的精神品格,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现阶段发挥公共舆论的引导、监督、批判、警示的功能极为重要。     

对中国近代“民间社会”问题的再认识

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     

论清末商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司法参预

清末商会成立之后,即积极参预了对华洋商事纠纷的解决。它们或直接出面理处华洋商事纠纷,或通过在官府的要求下参加调解、为华洋商事诉讼案件的判决提供意见、代替商人申诉等途径,与官方系统形成有益的互动。商会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保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刺激当时商界的立法自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对国际私法上公共秩序问题的探讨--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中的公共秩序问题

公共秩序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对外国法的适用和对外国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上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有关理论对公共秩序的涵义、公共秩序的适用标准、适用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后的法律适用、区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和国际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分析尚不够全面、深入,为此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第11条提出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