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的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街道实际案例的考察,深入探讨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强化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内因、夯实合作基础、重构优化合作关系形态、深化合作方式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角下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以H市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例

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如何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自身治理与服务能力的有机衔接是当前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H市基层政府改革与创新实践经验表明,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衔接的核心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与协调功能,关键是推动管理下移改革基层政府行政体制,基础是推动资源下移夯实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基础,目标是推动服务下移建设人民满意的基层服务型政府。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公共服务型政府视野中城市社区养老合作共治模式——以南京市玄武区为例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的养老模式已无法应对我国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老龄化呼吁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加快发展。通过分析南京市玄武区社区养老模式的发展状况,对比分析我国现有的3种养老模式,得出在公共服务型政府视野中,以社区为主体,由政府、社区、市场、家庭和非政府组织(NGO)共治的养老模式是推进社区养老有效管理、实现社区公共服务、促进政府由发展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探析——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治理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合作互动、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目标。目前政府与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滞缓和主导性强势行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要改变现状，政府必须正确定位，摆脱自身社会管理的重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     

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现实层面的解读

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路径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必然选择。在借鉴前人已有的测量指标和结合我国实情的基础上,通过对长沙市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现状进行考察,从居民个体背景特征、上级支持状况、控制状况、沟通和交往状况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剖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治理中的合作关系的影响机理,探讨构建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平等合作关系的良性互动机制,以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开展。     

以网格化治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以长沙市芙蓉区为例

新常态下的社区治理必然要求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推行"精细化治理,人性化服务"的网格化治理芙蓉模式,是创新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益探索.从实践情况看,社区网格化治理有效提升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如信息收集难、稳控压力大、系统整合慢等,需要通过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创新、治安管理机制创新、管理平台体系创新等途径加以完善.     

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社区与政府公共服务

城市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实现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基本组织是建立非行政化的新型社区,基本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城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城市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实践及其启示——以长沙天剑社区为例

外来人口的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长沙市天剑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成功经验总结,探讨了社区外来人口治理的若干办法,即加大社区建设,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创新居委会工作,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等。     

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以H市为例

目前,国内对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和居委会的角色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根据法律和政策、政府职能理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和自治组织的特点,政府和居委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分别扮演规制者、供给者、指导者和供给者、代言人、助手三重角色,但实际上,两者均存在角色迷失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困难以及居委会的资源约束和理性驱使。     

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机制重构研究——基于四川省某市H社区的个案分析

随着城乡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自然村落地区面临着向就地城镇化的城市社区形态演变,村改居社区能否实现优良的公共治理不但关乎人民的获得感,更会影响到城市群建设与区域联动战略的顺利实施。本文以西部四川省某市H社区为研究对象,以事件—过程为分析视角,阐释了H村落到社区转变中公共性治理的转变历程。研究表明,H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变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治理逻辑,表现为乡村精英、家族—社区、基层政府三者间形成的公共性治理的“圈层结构”。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体系构建需要将多元治理的参与平台制度化,治理过程要注重寻求传统文化与治理规则的平衡点,做好治理重心下移后社区服务组织化承接体系的建设。     

提高中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比例逐年增加,养老问题日益严峻。社区养老吸收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方式的优点和可操作性,可以作为我国大中城市养老的重要模式。当前,我国社区养老还存在社区养老工作专职人员不足、社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社区养老服务与需求不相适应等问题,需要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以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加强各类社会组织的培育以提高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加强对区域特色的发掘以充分利用社区养老服务资源,加强\     

作为公共产品的城市管理--以无锡市为个案

城市管理是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城市政府为城市社会提供的最主要的公共产品之一。传统理念和体制下,城市管理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效率十分低下,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形势。在现代公共管理及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框架内考察城市管理,不失为一种新的视角,是探索城市政府职能转变、城市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改善城市政府治理能力,整体推进城市社会的全面进步。     

迈向多元共治：基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运行——大理州青训营的个案考察

以青训营为案例,运用文献资料、案例分析,探寻基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如何通过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运行实现多元共治。研究认为,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是多元共治转型的路径选择。基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以公共利益凝聚共识,以政府为主导整合吸纳多元主体,绘制网络结构;依托公共体育场馆构筑集体行动公共空间;通过政府机制引领兜底、利益共享机制激励聚合,以及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促成多元主体集体行动持续开展。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为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转型提供了积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借鉴。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成效思考——以南京市为例

利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从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知晓情况、利用程度和满意程度几个方面出发考察了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成效。结果发现,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实施情况基本良好,但在社区卫生服务的宣传方面、服务项目方面、人员配备方面和转诊制度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构建城乡基层党建新格局中的障碍和现实路径

构建统筹城乡基层党建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构建统筹城乡基层党建新格局遇见了多重的深层障碍,这些障碍迫切需要我们寻找现实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