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谊《惜誓》对屈原《惜诵》的接受

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贾谊在痛惜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中,自喻受谗遭贬和时政的是非颠倒。《惜誓》在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接受;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接受,包括艺术风格的浪漫色彩、抒情议论的巧妙融合、宏阔的结构和高远的格调等。     

论屈原艺术思维的文化生成

论屈原艺术思维的文化生成冷卫国作为“惊采绝艳，难与并能”［１］的屈子辞，无疑是屈原超群卓异的艺术思维的外化形式。屈辞的形成，当然也受到楚地民歌、诸子散文等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从艺术思维的角度来看，屈辞的形成，与神话、《诗经》、战国时代的理性思维有着...     

论苏轼对屈原贾谊的评论及其"适中""处穷"的人生智慧

苏轼极为推崇屈原、贾谊的政治才能和文学成就,青年时期即创作有《屈原塔》《屈原庙赋》等诗赋书写屈原之死的生命主题,赞颂屈原的精神人格,又"好贾谊"之书,撰写《贾谊论》评论贾谊;中晚年更对屈、贾辞赋推崇备至,以为"楚辞前无古,后无今","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可以说屈、贾的影响贯穿了苏轼的人生旅程.但他对屈原特立独行、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对于贾谊"纡郁愤懑,至于夭绝"的处世方式,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屈原之道独为其难而"不适中",批评贾谊志大量小而"不善处穷".而所谓"适中"与"处穷",正是苏轼所践行的人生哲学和处世策略,这也是他与屈、贾的不同之处.苏轼随遇而安,身处逆境也不失乐观旷达,"休对故人思故国""共将诗酒趁流年",永葆一份充满诗意与希望的理性情怀.     

韩非与西塞罗法治思想比较论

中西方古代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但在形式上却有着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集大成者的韩非和西方法律文化奠基人的西塞罗相比,两者在三个方面体现着共性与差异:二人都强调法律的作用,但存在着实用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区别;都主张应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但道与自然法的本质却大不相同;都主张对公权力进行制约,但又有相对与绝对的区别。文章在分析这两种法律文化的异同的基础上,对中国法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作出了思考。     

论贾谊的交游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贾谊的人生及文学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文学创作都受到其交游的深刻影响。长安时期,贾谊受到名师指点,其创作在学养上具备了很高的起点,题材全面而丰富;融洽和睦的同僚关系及文帝的信任与包容,使其养成了犀利而自信的创作风格;而突如其来的政治谗害又给他带来了格外沉重的心理打击。长沙时期,贾谊一度痛苦消沉,但痛定思痛后,他对此前交游失败教训的反思也体现在辞赋与奏疏的创作之中。梁国时期,贾谊成功地处理了与文帝的关系,在长期的反思与理论积累的基础上,其政论文创作走上了巅峰,其交游人格也达到了真正的成熟之境。     

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

屈原与贾谊都具有强烈的功业意识和英雄意识,他们作为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具有前瞻眼光的政治家,都能够敏感而清醒地认识现实并预见未来.在赋体文的创作上,贾谊直接承继了屈原的艺术精神,重抒写情志,语言瑰丽,情感激切,构思亦与屈骚一致.     

屈原与贾谊不同生死观产生的原因

通过阅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得知屈原与贾谊因有着相似的命运而被合传,但是二人却持着截然不同的生死观。二者的产生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即受各自时代的文化的影响,受到身份以及为官观念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而产生了本质的不同。通过对产生原因的讨论来了解二人的人生轨迹,并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吸收借鉴和中肯的评价。     

关于屈原作品的流传与真伪

在汉代,最早提到屈原其人的,从现有文献看,是西汉初年的贾谊。《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这就是著名的《吊屈原赋》。但贾谊只是伤悼屈原的不幸遭遇,而未曾涉及他的作品。最早涉及屈原作品的,是淮南王刘安。后来则有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的司马迁,以及刘向、班固、贾逵等。王逸《楚辞章句》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这表明两点:(一)刘向、班固、贾逵等人曾为屈原作品做过注释解说。这些到王逸时还曾见     

论陈去病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政论文创作特点

作为一位集政治家与文人于一身的民国要人,陈去病的政论文创作值得重视。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是其政论文创作的高峰期,在这段时期,陈氏有着始终关注的对象,创作心态上也有逐渐的转变,从题材选取到精神内涵都既有传承,又有变化。陈去病这一时期政论文创作上体现出的特点反映出社会转型期文人政治家的心态转变及其他社会问题。     

试谈贾谊的才、遇及其悲剧

历来有不少评论家认为贾谊是具有王佐之才,而对于贾谊未能获得理想的成功,大都归之于遭谗受陷,怀才不遇。贾谊自己也认为自己未能施展其才能是因为“逢时不祥”,“鸾鸟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贾谊吊屈原赋》)这些话虽是追伤屈原,但也是“因以自喻”。是的,贾谊是有才能的,但是否怀才不遇呢?他是不幸的,但不幸的原因是否能归之于“逢时不祥”,或如同屈原那样的遭谗受陷呢?本文想就此谈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