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

据敦煌卜葬书及《地理新书》等考察,杜甫《卢氏墓志》所记杜氏大茔葬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六甲八卦冢葬法。根据杜甫文中提供的数据推算,杜审言所葬系八卦冢中的乾冢壬穴。杜审言之妻卢氏后葬取甲穴,则是采用"卧马"葬法。杜氏葬取壬穴,合于唐代五姓葬法中杜姓属商之说。卢氏祔葬而不与夫合葬,合于唐代士族的通行做法。杜甫文中称其出于卢氏"遗意",是尽力为卢氏美言。     

两京地区人文自然环境与北宋大臣的致仕卒葬

北宋诸多大臣皆有任职东京开封、西京洛阳的经历 ,熟悉、习惯两京生活 ;物质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两京地区 ,最宜于文士出身的官员居住 ;宋廷重儒右文 ,文臣经济优裕 ,在两京添置园宅以备退居 ;就近关注国事 ,亦见系心朝政的情怀。由于退老而定居两京一带 ,故不少大臣卒葬于此 ,并未归葬故乡。洛阳为九朝故都 ,北邙山上有历代王侯公卿的陵墓。这一带土质亦宜于安葬。巩县为北宋皇陵所在地 ,大臣死后陪葬是莫大荣幸。就恋恋君父而言 ,卒葬两京一带属理想的选择     

再论唐代墓志书写中的权葬与迁葬

唐代墓志书写中与权葬概念相近的权殡、权厝等词,并非都指临时安葬,迁葬也并非都是二次安葬,这涉及古代丧礼在唐代的延续和变迁。唐代墓志书写中古礼的殡(停柩待葬)和变礼的殡(安葬)同时并存,故权殡、权厝于私宅的墓志书写有些实则是对丧礼中殡期的描述,但现实研究中却常会被误解为临时安葬。唐人将停殡期书写为权殡、权厝、权窀,或省略殡期书写,将正式安葬称为迁葬、迁祔,这类墓志用语现象当与丧礼中停殡、启殡的仪式有关,因为殡期要在正寝掘地下棺或在丛聚于棺材外面的木材上涂泥,正式安葬时再将棺柩从殡地移出,迁祔墓地。     

虢国车马坑葬初探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车马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春秋时期规模较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的贵族墓祔葬车马坑。虢国车马坑葬继承和沿用商周车马殉葬制，又适应和迎合社会进步及变革需要，对车马坑的殉葬内容和形式进行变通与革新，摒弃车葬坑和同穴葬，整车葬成为主流形式，并盛行车马葬和异穴葬，车马排列有序，殉葬性质更加明确，是象征性、明器化殉葬的滥觞，殉人制消失，显示出传统车马坑葬制开始出现瓦解的苗头。大量车马坑葬在虢国墓地出现，反映了虢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崇勇尚武世风，更反映了车马坑主人的身份等级，它与列鼎制紧密配合，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宋代言谏制度述论

在宋代监察制度中，言谏制度很有特色，无论是在言谏机构的设置上，还是在言谏官员的选拔与职掌上都有其独到之处。宋代门下省的职掌一如唐制，并且更胜一筹，其谏正、封驳之对象，除皇帝诏令之外，还有大臣至百官违失，“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官事有违失，皆得谏正”。正是如此，它开创了我国台谏合一的先河，提高了监察权的地位，但同时也兴起了“风闻言事”之风，破坏了言谏制度的威望。成败得失，影响深远。     

论明朝的死谏之士

古有“文死谏,武死战”之说,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武死战多,而文死谏者甚少,仅有寥寥数人.中国古代王朝中,文死谏者,居多,诸如钱唐、方孝孺、海瑞等人,皆置生死于不顾,直言进谏,更,置亲戚宗族于水火之中.     

宋代追尊皇后祔庙考论

关于追尊皇后的祔庙问题,欧阳修、马端临、王鸣盛等人的看法差异较大,有必祔太庙、皆立别庙和两者均可三种观点。宋代神主祔太庙的追尊皇后有四种:追尊皇帝的皇后、后嗣做了皇帝、神宗整顿太庙礼制时被升祔、因先帝太庙室中虚位而按照太庙礼制自然升祔;其他,则别立庙。透过宋代追尊皇后祔庙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现实皇权、士大夫态度在追尊皇后祔庙的实际运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北宋陵寝制度研究

宋代阴阳堪舆术影响甚盛,陵寝制度深受其影响。在择陵地和布局陵园时,严格遵循南高北低、东穹西垂的地势要求。祔葬的皇后和陪葬的皇室墓区位于帝陵的西北方,陵前石雕像的数目、位置固定,三重方上陵台寓意山陵。丰富的随葬品包含着实用器和明器两大类。此外 北宋还在陵区设有皇家寺院分别为先帝祈祷、追福。     

构建我国请愿制度的若干思考

请愿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而请愿权在我国缺乏法律的规定,与请愿权相关的制度安排——信访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因此,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请愿制度应做到三点：一是更新请愿观念;二是完善法律规定,包括将“请愿权”写入宪法和制定请愿法;三是建立专门的请愿受理机构。     

英国请愿制度研究

请愿权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是基本人权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宪法对此都有相关规定。本文着重从请愿的法律保护、请愿的程序、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等方面研究英国的请愿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拙见,希望能对我国请愿权入宪有所启示。     

试论《诗经》与宝鸡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因而宝鸡与《诗经》具有必然关系。《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和祭祖诗有10余篇与宝鸡地区相关;与周公、召公有关的《大雅.卷阿》、《召南.甘棠》在今周原有文化遗迹留存;《诗经.秦风》里的许多篇章或诞生于宝鸡,或与秦人早期在宝鸡地区活动有关;另外,先秦时诵读《诗经》的“雅言”以周代西岐方言为主,宝鸡民俗中也保留着一些《诗经》所描写的周代礼俗文化遗迹。从以上可见,宝鸡的确是《诗经》的发祥地之一。     

屈原《离骚》用礼探微

屈原博文强志,熟谙礼仪,故能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自觉不自觉间渗透礼制于《离骚》文字之中,包括崇祖之礼、命名取字之礼、茝兰赐献之礼、前驱导路之礼、盟誓之礼、陈词祈祝之礼、昏礼、卜筮之礼、佩玉之礼、大夫士去国逾竟之礼、宗庙乐舞之礼、车马礼制等。总体来看,《离骚》用礼虚实相间,多有象征义;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以周礼为本而又融入楚地习俗。东周礼崩乐坏之际,礼制并未完全丧失固有作用,作为身份等级衡量标准,依旧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因而《离骚》用礼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周代贵族熟悉礼仪,礼为社会交往之需,因而屈原可以因礼设喻,不虞其义不达;《离骚》用礼以周礼为本,融入楚地习俗,周礼直而通达,楚俗摇曳多姿,屈原可谓兼得,故能以约文、微辞表与日月争光之高志。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西周聘问礼中的“礼赠”特征之分析

聘问礼在五礼之中属宾礼,是周代贵族之间重要的邦交礼仪。聘问礼的进行是伴随着礼物互赠的,称之为"礼赠"。"礼赠"是西周贵族之间交聘往来的一种情感表达与身份标识,其在礼仪交往中体现的等级性、对等性、象征性、敬让等特征恰恰是西周礼制的本义之表达。"礼赠"对于周礼的维系与西周贵族统治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着周人的基本精神。     

《诗经·木瓜》及其同类诗的礼文化视角

<诗经>是周礼社会的产物,以礼说诗有时更能把握诗的内容和主旨.历代学者对<诗经·木瓜>一类诗的解释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结合周代礼俗对<木瓜>一类诗重新阐释,也许会有一个令人较满意的结果.周代贽见礼是解释<木瓜>一类诗的根据.     

论《诗经》所反映的周代婚姻及其成婚礼俗

《诗经》中有许多作品反映了周代婚姻及其成婚礼俗。概括地说,民间婚姻既有自由恋爱、自主婚嫁的风情,也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姻的制约,而聘娶婚姻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贵族阶层的婚姻既有文明时代的新变,也有远古社会的遗风;成婚礼俗不仅有“六礼”,也还有其他许多风俗习惯,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     

礼文化与“尚礼”精神的内涵及其他——中西文化精神论纲之二

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千年礼乐文化,传统文化精神只能用"尚礼"精神来概括。礼既是现实关系,又是原理、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周公与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代表人物。尚礼精神对现代文化发展,特别是对解决人类社会目前存在的三大危机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美学思想发生研究——西周审美思想论纲

中国美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何在？这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没有详尽而明确解决的问题。西周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大时代，有西周的文化的昌明，才会有中国美学思想的繁荣隆盛。可以说，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和范畴都是在西周萌芽和成形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敬天保民的社会观念，宗教礼仪的文化制度，所彰显的理性、人文精神，是孕育中国美学的胚基。形成了中国美学以德为美、重视人格、推崇生命精神的审美取向。这是中国美学区别于其他民族美学观念的独特的生命智慧。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