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思想的中华传统意蕴及当代价值

和谐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资源,其传统意蕴表现为天人合一、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和谐三个层面。弘扬中华传统和谐思想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促进社会成员的身心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倡导"和为贵"的行为准则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支撑。     

从先秦道家“和”文化传统看习近平“拒绝零和博弈”外交话语

中国人民自古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崇尚和谐,反对霸权。对于国家间的相处,也反对以武力或战争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而崇尚"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爱好和平的文化基础,其中以"无为"思想为指导的先秦道家各思想家,以不同的程度反对战争,倡导国家间和平相处、共同获益。本文从先秦道家角度谈习近平总书记"拒绝零和博弈"外交话语,既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进和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在国家形态构成的过程之中,文化精神传统始终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阐释了文化精神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征,在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作为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其哲学内核与文化内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意蕴。这一文化精神传统对树立我国在当代发展中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单向度阐释,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崛起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为吾有身——中国传统身体观的基本相态解读

身体是中国古代先贤哲人认识世界的"基点",身体观是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哲学对身体的认识与西方哲学话语里的身体有本质的差别。可以从身体主体性、身体整全观、身心一如论、和身体认知论等四个方面对中国传统身体基本概貌性的解读。对传统身体观哲学内涵的发掘,既有助于以身体性来关照人生命的整全性意义,也有助于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理论基点。     

传统文化资源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研究

2002年中国共产党发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号召,2003年又提出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如今又开始倡导"和谐社会"."和谐"是千百年来中外传统文化精髓的凝结.探讨传统文化资源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是理解和谐、体会和谐、构建和谐、共享和谐的根本所在.因此,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中来论证传统文化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论传统文化对和谐社会的借鉴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和谐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和谐、包容的文化,先秦哲学思想中闪耀着和谐的思想火花.春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主张建立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的"大同社会".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则提倡建设一个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所谓理想社会.这种"大同社会"实质上就是和谐社会的初步构想."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则是指和谐社会中和谐与斗争的矛盾统一.和谐是社会的主流,矛盾斗争则是社会的另一侧面,和谐社会实质就是社会发展斗争中的统一体.至于"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些重要思想则表达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则表达了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处发展过程.可以说,和谐社会的主要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哲学依据和精神归依.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以中央集权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在近代的发展中饱受屈辱,受尽欺凌,却能够传承中华文明,建立中央集权的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民主共和国,这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包、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历史文化意蕴

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儒家"立己立人"的优良传统和"拯民于水火"的使命意识:传统民本主义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根本,关注、重视人民利益的政治理念;佛学所特有的拯民救世的价值理念,均为影响其民本思想的重要文化元素,是毛泽东民本思想重要的文化精神背景.     

从独白到对话——迈向法律论证理论

法律论证理论摆脱了传统法律方法论所预设的单一法律决定主体的理论局面,而引入多元化的主体,由此使得法律论辩成为可能.法律论证理论视域中,德沃金独白式的赫拉克勒斯法官形象已经被"听众"和"解释的共同体"等复数主体的观念所取代.从独白到对话的理论演变,使法律方法从传统理论迈向法律论证理论.     

对话中的中国文化身份及意义确证原则

本文认为我们处在文化对话的语境中,但当下却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应该和谁对话,如何对话.我们患了文化对话的失语症.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对话中的中国文化身份的努力,这里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马克思主义为体,古、西为用,以及"元文化"等模式.这些模式都是"体用"的对话态度,其内涵的是一种先在的预设,结果却是不得不陷入一种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对话悖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观念和方法,给出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文化对话态度.由此,我们试提出一个具有普泛意义的,在文化对话中如何确证中国文化身份的原则底线.     

《新夏娃的激情》 中的物质主义身体政治

从物质主义身体政治的角度看,英国当代作家安吉拉· 卡特在小说 《新夏娃的激情》 中通过考察女性面临的身体困境,指出女性身体是由消费神话、 母权神话和父权神话三种神话话语塑造起来的沉默无言的被动他者和观念化产物,而不是物质性的身体本身.卡特检视并批判了这些神话话语对女性身体的观念化塑造,并借助主人公艾弗林的变性之旅消解了身体与性别之间固定的能指与所指关系,重新唤醒了基于感觉经验之上的身体物质属性,实现了女性的身体解域,塑造出一名在思想意识层面摆脱了西方传统文化观念殖民的"新夏娃",从而实践了自身独特的物质主义身体政治.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