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郑珍的《巢经巢诗钞》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子午山孩、五尺道人,嘉庆十一年(1806年)三月十日生于贵州遵义西乡,卒于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十七日,享年五十九岁。郑珍是清代朴学大师之一,在经学、小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著有《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论舆私笺》二卷,《说文逸宇》二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汗简笺正》八卷。郑珍也是清代著名诗人。陈田《黔诗纪略后编》赞郑珍为“当代诗人才学兼全一人而已。”胡先骕在《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中说:“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这些评论虽有过誉之处,然郑珍诗确实不愧为清诗中的一颗明珠。     

“作诗志忧患”,“作歌补史宬”——全祖望诗论述评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严可均《铁桥漫稿·全绍衣传》指出:“祖望经学、史学、诗文,雅擅众长”。全祖望是清代“康乾盛世”著名的经史学家和文学家,但诚如李慈铭《越缦堂笔记》所说,谢山以“诗为馀事”。深为全祖望所景仰的李绂,在《藤花(?)七垒前韵赠全谢山》诗中亦谓:“其古学所富,其艳文可酬。不知文学外,更有吾所求。”全祖望之诗,在有清一代称不上是名家,但其诗作有鲜明的个性色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汝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惑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复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从《小学略说》看章太炎的语言学思想——为纪念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而作

章太炎(1869—1936)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他一生著作宏丰,举凡哲学、经学、小学、文学以至史学、佛学等无不涉及,初步估计有四百余万字。太炎先生的语言学著作主要有《国故论衡(上卷)》、《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等。他的《小学略说》有两篇,一篇写于辛亥革命之前,收入《国故论衡》;另一篇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上的演讲记录。这两篇《小学略说》集中体现了太炎先生的语言学思想。一小学宜举全体,文字仅其一端自从汉代刘歆的《七略》标有“小学”的名称以后,“小学”作为学术专名在我国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孔子诗论》与戴震的《诗经》研究

戴震反对前人舍《诗序》而论《诗》,以毛、郑为“陋儒”,定郑、卫为“淫诗”的作法,肯定了《毛诗序》为子夏之学,即使非其亲为,而其中之师承当不诬;并且认为,“变风变雅”也如“正风正雅”一样,同样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与“里巷狭邪”,淫僻烦惑之事毫无关系。由今日出土的材料可见,戴震所言与《诗论》的意旨极其相近。以《孔子诗论》与戴震治《诗》的基本观点作比较,说明了戴氏的《诗经》研究著述对今日的《诗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诗论》也为研究戴震的治《诗》成就出示了证明。     

说《关睢》

毛诗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诗的基本精神是“以史证诗”。从文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能作为参资之助，从经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可备一说。北宋欧阳修，于经书多所疑议，而在其《诗本义》中却把《关雎》坐实为文王、太姒，这就更近“史学”，其见解又在毛诗之下。近代以来，治诗者多以“文学”相尚，其惑更甚。此诚如朱东润先生所云：“今之治《诗》三百五篇者，一洗前人之故习，而矫枉过正，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为说益多，纠纷益滋。”诗，原本即所谓“赋…     

梅尧臣诗歌理论的历史贡献

<正> 梅尧臣(1002——1061),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安徽省宣城县双溪人。以诗闻名于世。他一生“少达而多穷”(欧阳修《梅尧臣诗集序》)。其家居生活甚至穷困到“妻饿儿啼无一钱”(《日自青龙呈谢希直》)的地步。但存诗二千八百多首。他的一生,是真正诗人的一生,也是清贫穷困的一生。他的后辈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均对他交口称颂。王安石说:“我得圣俞诗,于身果何如,留为子孙宝,胜有千金珠”。(《哀挽诗》)从中可见一斑。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巢经巢诗钞》的整理与注释

“西南巨儒”郑珍字子尹 ,号柴翁 ,清嘉庆十一年 (1 80 6)出生于贵州遵义 ,同治三年(1 864 )逝世。其平生著述 ,莫友芝曾预言 :“经训第一 ,文笔第二 ,歌诗第三。而惟诗为易见才 ,恐他日流传 ,转压两端耳。”的确 ,莫氏预言颇有见地 ,百多年来 ,郑珍创作的诗歌 ,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艺术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赢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备受人们推崇。《巢经巢诗钞》前九卷 ,由郑珍亲手编订 ,其子郑知同 (伯更 )手写付梓 ,起自道光六年(1 82 6) 2 1岁 ,迄道光三十年 (1 850 ) 45岁 ,共2 4年之诗 ,凡 493首 ,咸丰二年 (1 852 )自刻于子午山望…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解

《诗·王风·黍离》(小序》云:“《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力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因诗中未有“大夫行役”之言,未见“宗庙宫室”之语,故今人对《小序》之说颇有疑辞。笔者与萧泰芳师论及此事,他认为《小序》还是可信的,并引《史记·宋微子世家》为证:“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     

莫友芝《影山词》三题

莫友芝(1811—1871),贵州遵义人,字子,自号亭,又号紫泉,晚号叟。一般人都知道他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因此多推重他的目录学著作和诗歌作品,而于其词作甚少留意。其实就抒发情意的婉曲而言,词比诗有着传统优势。莫友芝虽然自谦对词“稍窥门径而才不副意”(《亭遗文》卷二《葑     

李贺诗与八关十六子

李贺带着难言之隐而弢晦作诗的原因之一,据称与八关十六子有关。“元和之朝,外则藩镇悖逆,戎寇交讧;内则八关十六子之徒,肆志流毒,为祸不测;上则有英武之君,而又惑于神仙。……贺不敢言,又不能无言。……故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倘不深自弢晦,则必至焚身。” (清代姚文燮《昌谷诗注自序》) 姚文燮“有《昌谷诗注》,多以史事释之。所谓借古人以成一家言者,至其当处不可易也。”这是清代王琦在《评注诸家姓氏考略》中对姚文     

读《国风诗旨纂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杰作。但是,这部闪烁着绚丽光彩的文学瑰宝,自其诞生之日起,特别是汉代以后,就常常被曲解,甚至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前人所谓“两千余年纷纷无定解”(方玉润《诗经原始·伐檀》),“六经皆厄于传疏,《诗》为甚”(林希逸《诗辑序》),“《诗序》害《诗》……乱《诗》本意”(朱熹《朱子语类》),说的正是此意。因此,后人读《诗经》颇有难感,清人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中,列举了八项读《诗》之“难明者”。其实我们今天读《诗经》感到困难的地方何止八项,在这些困难中,除了文字艰深难明,音韵异代不同之外,最难把握者当属诸诗之旨,异说纷呈,真假混淆,不唯令初学者无所适从,就是学已有成者也难下定论。这是因为     

岭南经学始于陈钦、陈元论

一、何谓经学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是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作为封建文化主体的,是儒家经学。 凡研究经学的,首先碰到的是什么叫“经”?对此,有种种说法。“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铜器铭文,其意义是“经维”,也就是经营的意思,最初字形亦作“王”(何耿镛:《经学概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经”作为书名,最早见于《国语·吴语》:“挟经秉桴”,韦昭注说:“经,兵书也。”(转引自杨伯峻主编:《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9年版)把儒家书籍说成经的,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自此以后,“经”就往往专指儒家的典籍。但是,儒家的典籍为什么叫“经”?班固的《白虎通义》把经称为“常”,即不可改变的常道,表示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许慎《说文解字》谓“经,织也,从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离骚》称“经”考辨

在“经学”盛行的两汉,《离骚》被称为“经”具体始于何时,其被称“经”的含义又为何,在治骚领域中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认为称《离骚》为“经”始于王逸,唐五臣对“离骚经”三字加以具体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王逸称《离骚》为“经”是受到经学注释体例影响,是为了突出《离骚》在《楚辞》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