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先生史征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先生逝世。鲁迅于同年十月九日写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纪念文章,提到一九○六年先生到日本主持《民报》后,他去听先生讲学,是为了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那时章先生三十九岁,而在日本的八千中国留学生中的多数人,早已读过不少先生的战斗性的文章,特别是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所引起的轰动中外的“苏报案”,更使先生在一代青年的心目中,     

关于阿Q“革命”及其典型性问题的几点质疑——与马冀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阿 Q“革命”的初探》(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三期;(下简称《初探》一文中,针对那种对阿 Q 性格中“革命”因素渲染过份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阿 Q 不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阿 Q 在鲁迅笔下是一个否定的典型,对于阿 Q 的所谓“革命”也没有抱任何赞扬与肯定的态度。马冀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与指责(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也谈阿 Q 的“革命”及其典型性》;下简称《也谈》),这是正常的。因为,我的一些看法,如在《初探》一文开头时讲的那样,是很不成熟的,有些观     

江青(蓝苹)是“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的鼓吹者和演出者

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指出,所谓“国防文学”实际是不折不扣的卖国文学。他愤怒地抨击夏衍的《赛金花》一剧说: “在我卧病期中,……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这也是生活”……》) 江青,即蓝苹,在三十年代乃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国防戏剧”和“国防电影”的积     

阿Q—“我们国人的魂灵”——兼谈典型的“共性”

《阿Q正传》问世以后,虽然被誉为鲁迅先生的代表作而为广大的人群所诵读,虽然它的声名久已越出国界,而为东西方各国的读书界所称道,但是,鲁迅却认为:“《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鲁迅书信集·致沈西苓》,1936)鲁迅先生在阿Q的问题上,恐怕是有深深的寂莫之感的吧。在《<绛洞花主>小引》里,鲁迅先生曾不胜感慨地说过: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     

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清醒的现实主义

(一)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论及鲁迅精神时,概括了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里也指出:“鲁迅的思想,虽跟着时代的迁移,大有进展……但有为其一贯的线索者在,这就是战斗的现实主义。其思想方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其结论”。鲁迅自己也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在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鲁迅也强调是“由于事实的教训”才“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鲁迅自己,还是他的战友,都一致地认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特点。     

简论“王富仁现象”

如果没有《〈呐喊〉〈彷徨〉综论》,王富仁在鲁迅研究界也许只能是一名小卒。1982年,更确切地说是在1985年,小卒终于过河了。这一年王富仁在《文学评论》上公布了自己在鲁迅小说研究中所取得的比以前更加完备的重大进展,提出了“《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命题。为鲁迅研究消得人憔悴的这位现代文学博士,顿时连同他的命题一起,成了鲁研界,甚至是整个文学研究界的热点。热情赞美者有之,斥之为离经叛道者亦有之,更有汪晖、钱理群等人以自己气势磅礴的理论和现代色彩强烈的研究成果宣布了王富仁所惨淡经营的系统的陈旧和浅薄。这位“乡下人”     

狂人形象散论——鲁迅《狂人日记》学习札记

一九三五年,鲁迅以史家手笔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做了如下的概括: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     

“灵台无计逃神矢”再解

对鲁迅诗《自题小像》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应怎样讲解,长期以来争论很大。由于感到种种解释难以讲通,我曾根据鲁迅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说的“进化如飞矢”,“吾以明神之力,已得大悟。……热力无量,涌吾灵台”等等,提出了一种新解,认为“神矢”当指“革命思潮”(拙文见《南京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也谈鲁迅的诗<自题小像>》)。这一新解是在基本否定了最流行的解释——“神矢”指罗马神话中爱神的金箭,中了此箭就会产生爱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为鲁迅对祖国是非常热爱的,绝不会有“无计逃”的思想。但拙解也陷入了同样的难通之中:鲁迅对“革命思潮”也是热爱的,同样不应存在“无计逃”的问题,也绝不会发出“无计逃”的     

“灵台”我见

鲁迅先生《自题小像》一诗中的“灵台”,所见到的解释中,无一不是作“心”解的。其主要依据是:《庄子·庚桑楚》:“不可内(纳)于灵台”;晋朝郭象注“灵台者,心也。”又: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热力无量,涌吾灵台”之句。据此大家都一     

浅探鲁迅中断小说创作的原因

不少人对鲁迅中断小说创作大惑不解,曾以各种方式加以劝诫;然而历史事实证明,鲁迅未能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对此,鲁迅不无感慨地说:“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1933年3月)鲁迅自己把中断小说创作的原因归结为:一、生活变化,二、思想发展,三、新的文学潮流,四、不能     

也谈对阿Q“革命”的认识

《阿Q正传》从第七章起,用三章写阿Q的“革命”问题。于是,怎样看阿Q的革命,他的思想性格前后是否一致,便成了众说纷纭的问题。一九二六年,郑振铎就提出疑问:“象阿Q那样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见《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郑振铎将阿Q的“革命”完全理解成了正面意义上的革命,这完全误解了鲁迅的创作意图。     

身外的青春固在 今日当充满希望——读《野草·希望》

鲁迅的《野草》有些篇目比较难懂,那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自己就没有直接明白地把本意写出来,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就交代了当时的客观原因:“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其次,鲁迅一度认为自己的“思想太黑暗了”“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鲁迅谈“治学三忌”

鲁迅先生在他的《“题未定”草》等文章中,曾经指出:“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还有一样最能使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这是做为一个博古通今的伟大学者的鲁迅,根据他一生严谨治学的经验,所提出的十分宝贵的意见。我们不妨称之为“治学三忌”。 一忌倚仗选本。选本,做为一般的学习、参考,不是不可以读的。但是,如果要认真地研究学问,即“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因为“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所以,“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如此,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 ‘就范’了。”这样,当然就很难探得原作的全意或本意,容易进入迷途。当然,鲁迅并不一概反对选本,他也曾主张把读好的选本做为研究学问的入门,但一入了门,便不可完全倚仗选本了。     

“知己”非“知已”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 ,鲁迅先生在上海时 ,与瞿秋白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瞿秋白曾为鲁迅的杂文选集写过序 ,而鲁迅后来又为瞿秋白编了《乱弹》和《海上述林》来纪念他。一九三三年三月初 ,鲁迅为瞿秋白夫妇安顿了住处 ,并在那简朴的小亭子的墙上 ,挂上了亲笔书赠的一副对联 :　　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以上所引 ,见李政民编《古今对联故事》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 986年 1 2月第一版第1 76 - 1 77页 ,可惜“知己”印成“知已” ,上联遂只能读成“人生得一知 ,已足矣” ,“知”可解释为知识或智慧 (知通智 ) ,联意…     

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

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经由《新民丛报》与《民报》、章太炎与《新世纪》的笔战扩大了影响，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进德观。他通过对“人”的内涵更新与“立”的方法变革，构成对儒家“立人”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道德革命”的五四时期，又在1930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     

论徐玉诺乡土小说的特色

五四文学还处于草创时期,徐玉诺的小说就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注意;被注意的主要之点是在“乡土文学”问题上。王诺曾回忆说:“那时,我也不过是干百热心青年之一吧,仅以粗枝大叶的乡土文艺,写小说写诗歌,反映农村里的矛盾与兵荒马乱的情形,不知怎的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来,三番五次嘱咐孙伏园,给我写信,让我把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二十来篇小说收集出版,并自愿作序。”这段回忆中“不知怎的”四字,很实在,王诺当时并     

“花边文学”事件的真相需要澄清——关于鲁迅与廖沫沙的“花边文学”的争端

在鲁迅先生的杂感集《花边文学》中,记载着他一九三四年跟廖沫沙同志发生的一起关于“花边文学”的争端。一九六六年五月,当廖沫沙与邓拓、吴晗三同志被诬陷为“三家村反党集团”时,“四人帮”的急先锋戚本禹曾重提这桩旧事,恶狠狠地向北京市委打上门去:“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没有。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毒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向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见《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现在,“三家村”冤案已大白于天下。但作为这个冤案的分支,即所谓当年廖沫沙     

鲁迅论苏联“同路人”文学

鲁迅与苏联“同路人”文学,这是值得认真开发的学术领域.建国以来,我国对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研究不多.照笔者看来,有的著述还沿袭了我国的苏联文学研究中某些不大合乎实际的传统观点.一九七九年定稿的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十九院校《外国文学》编写组编写的《外国文学》就这样写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21—1925),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因素曾暂时活跃,资产阶级文艺派别活动也乘机而起.它们是:基本上由过去的未来派组成的‘列夫派’;贵族资产阶级作家组成的‘谢拉皮翁兄弟’;形式主义者组成的‘构成派’;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山路派’等等,它们提出了种种反对无     

“技术并不算坏”——《野草》的艺术技巧续谈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致肖军的信中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在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鲁迅书信集》)这是鲁迅后期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前期作品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时说的话,以伟大鲁迅的谦虚,尚且自称《野草》“技术并不算坏”,可见鲁迅在创作中花了多么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