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的延续——石景山区鲁谷社区双锦园小区居民蔡秋萍

“我们要把她生前未完成的事情继续做下去……，不能让秋萍这样的好人带着遗憾走，要让她走得安心、走得踏实。”这是近日，鲁谷双锦园居委会3名党员的郑重承诺。     

在社区严防死守——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街道社区抗击非典报告

正当一场严重的疾病灾害在首都肆虐,群众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的关键时刻,2003年4月26日,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等中央领导来到我们亚运村街道视察非典防治工作,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共渡难关。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我们充分发挥了街道的综合协调指挥功能和社区的群防群治功能,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社区民主自治的保护伞——评议会、协调会、听证会制度

上海市卢湾区关于建立三会制度的意见,特别是其中的评议会制度,规定社区成员代表可以评议政府派出机构,如街道办事处、公安警署、工商所、税务征收组等等,这无疑是对现状的一个挑战,是“媳妇”评“婆婆”,是对社区民主自治的一个保证和推进,是个利好的措施。青岛市北区关于社区居委会减负的意见,从另一个角度保证和推进了社区民主自治。这个意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社区居委会要承担17类139项工作任务,这怎么得了,就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也很难完成得好,哪里有功夫去民主自治泥?怎能发挥社区这一城市先进管理机制的作用呢。无疑减负对推进民主自治、对社区工作者都是个利好的消息。两个“意见”的目的是一致的,推进社区民主自治进程。实践使他们意识到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是推进这一进程的症结,这个问题不解决,上边两个文件的措施都会流于形式,为此,我们曾刊发过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是指导还是指挥的关系,不设街道办事处行不行等内容的文章。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条件,需要时间。但我们必须去创造条件,只争朝夕去解决这一问题。什么时候,社区居委会不再是街道办事处的“腿”和“嘴”了,民主自治进程就会大步向前了。     

公共政策设计的优化:嵌入渐进主义决策模型——以上海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为例

公共政策的设计是一个渐进的、不断修正的过程,按照林德布洛姆提出的"渐进决策"模式的观点,任何公共政策都需要一个"渐进调试"的过程,尤其是影响面较大的公共政策,通过稳中求变,才能探索出一套优化的公共政策。另外,公共政策设计也要转变原来的传统观念,要从原来单向的程序性政策设计转向结果导向,充分考虑政策客体的需求,对原有政策进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以上海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政策调整为例,通过案例分析法,将"渐进决策"理论模型用来分析公共政策设计的优化演绎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制定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调和,实现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优化。     

社区的组织网络关系建设——对北京市朝外街道社区组织间资源的分析

随着社区建设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区资源对于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文章以北京市朝外街道社区为例,通过对其中各种组织关系的调查,发现社区中的社会资本主要蕴含在政府组织、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网络中,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需求,增强异质性组织的互动能使各类组织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建设社区共享社会资本可以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居民怎样拿选票圈点社区当家人？——北京市第一次社区居委会直选纪实

北京,8月17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北京成功举行了首次社区居委会差额、直接选举工作。投票选举现场8月17日晚9点半,在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九道湾社区,在近2000名选民的期盼中,本市首个通过差额直选产生的社区居委会正式亮相。候选人曹建军以1494票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位通过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居委会主任,张华当选为副主任,冯文红等7人当选为委员。在这次选举活动中,本地居民中经认定有选举权的为1990人,常住该社区且有选举权的外地来京人员74人。截止到投票时间结束时,共收到选票1813张,参选率高达95%。有关专家认为:如此高的参选率说明…     

社区居民蔬菜购买行为影响因素及营销策略分析——基于北京市社区居民的调查

本文以对北京市社区居民蔬菜购买行为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影响居民蔬菜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根据影响因素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蔬菜购买市场分为“完美型”、“大众型”和“品质型”3个细分市场,并根据每个细分市场的不同居民特征给出相应的营销策略.     

社区治理与居民参与——城市生活质量的标尺

生活质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如中国人过去的三大件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现在的三大件是电脑、汽车和住房。然而,这种指标往往局限于物质因素,忽视了影响人们生活的另一项重要指标:居民参与其社区事务的治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之下,居民有单位的单位管,没有单位的由街道居委会管。从上到下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不仅使每个人活动空间极其有限,而且也使作为基层自治单位的居委会没有任何自主权。不难想像,这种体制下的居民所形成的习惯只能是消极的听命与服从。而且,经…     

中国杂技的翅膀（九）——记北京市杂技学校

今天的北京市杂技学校已经是北京市重点职业中学。她的成长与前进凝聚了几代中杂人的心血与青春。     

社区听证会——美国社区维权的重要手段

最近长春市政府举行了一次听证会,邀请 80 位市民旁听,没想报名人数连一半都不够。是市民参政能力差?还是组织工作不完善?相比欧美一些国家的听证会,会发现以下的不同。 其一,听证会主体(尤其是听证会的召集方)地位不同。在国外,许多听证会的倡议者是民间团体和个人。在中国,听证会目前大多是由政府一方倡议。例如,发改委《政府价格听证会办法》规定:“政府制定或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公益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应该举行听证会。”消费者或社会团体可以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召开听证会也是可以的,但具体办法和程序始终没有得到落实。 其二、国内一些听证会流于形式。过去,政府部门是通过“传达”文件的形式,将决定通知百姓;现在政府部门举行听证会,百姓有表达意愿的机会了。但一些听证会在议程安排、参加人员和发言代表上做了限制,使群众意见成了摆设,成了变相的“通告会”。 其三、民众参与程度不同,结果也不同。国外民众参与听证会是“自下而上”的:民众发现问题,要求政府部门召开听证会、解决问题。它是监督政府工作与服务的手段与途径。如果听证会上不能解决问题,后续行动是司法解决,或通过竞选、出任地方政府官员,为民代言。而以上提到的渠道在中国目前还不够畅通。     

社区矫正对象不会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北京市东城区区委副书记杨艺文谈落实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

作为全国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北京市东城区7月1日启动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作为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区,街道和社区是如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昵?带着这个问题,本刊采访了东城区区委副书记杨艺文     

居民唱着自己编写的歌曲赞美她——记白下区淮海路社区党委副书记、社区主任周蓉

2006年4月，延龄巷社区居委会主任周蓉要调到淮海路社区工作了。在分别的日子里，社区的党员和群众一起唱着自己编写的赞歌、留着感激的泪水，送了一程又一程，祝福的话语讲了一遍又一遍……     

电动车上的“贴心法官”——记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巡回法官赵海

他总是骑着一辆电动车，走街串巷，在社区巡回六年如一日，不为名，不为利，专职为社区群众化解纠纷。他就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西城区法院巡回法官赵海。2007年，北京市西城法院推出“巡回法官进社区”机制，把审判台搬到街道社区，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十七年、工作经验丰富的赵海，成为首任巡回法官。同时，他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专职社区巡回法官。     

“大院杜区”如何找到工作点——北京市海淀区的工作模式

大院社区由于和主管单位的渊源关系，使得它们不同于一般的居民社区，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本着为单位、为居民服务的工作宗旨，海淀区委、区政府提出了抓大院社区建设的思路，即：围绕规模调整和体制转变，以社区服务为重点，整合大院社区的资源优势，抓示范、树典型，逐步实现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的目标。     

居民的微笑是她最大的欣慰——记建邺区兴隆街道月安社区的“小巷总理”孙秀英

2007年．孙秀英从国企退休后．被聘为月安社区物管公司财务主管。时间一长．居民们把她当成了社工．有了事情都愿意找她商量解决。在和居民朝夕相处中．她与社区建立了深厚感情并热爱上了社区工作．萌生了专职为居民服务的念头。2007年4月，她被选为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委会主任。她经常对身边的社工说．几年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