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的作用 ——来自拍拍贷的经验证据

  信息披露对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市场的非效率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中国依然缺乏完善的征信体系,P2P市场上也存在着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信息披露在P2P借贷市场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值得学界和业界更深入的研究。         基于拍拍贷的数据,对信息披露在P2P市场上的作用进行研究。为了比较可验证的和不可验证的标准信息披露的不同作用,选择Logistic和Tobit等不同的回归模型以及不同的模型设置,实证检验其对于是否借款成功、是否违约、内部收益率的影响以及与借款利率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对借款成功有正向影响,可验证的标准信息披露影响更大;信息披露具有的可验证性对借款成功有正向影响。同时,信息披露多的借款者更愿意提高借款利率,表明他们可能具有更低的信用。信息披露并不总是降低违约风险,部分信息及其可验证性反而导致更高的违约率。为了得到更可靠的结果,进一步对信息披露和内部收益率进行研究,结果同样表明,部分信息披露及其可验证性会带来更低的内部收益率。在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结论依然不变。         研究结果丰富了信息披露、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的研究内容,有利于平台设计更好的信息披露机制,即应控制披露信息条目,只披露能反映风险的信息,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由投资人决策偏差导致的损失。同时,也为监管部门制定监管条例去纠正市场偏差和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了实证依据。     

波动预测建模与尾部风险测量方法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冲工具,股指期货在2015年经历了一轮极端牛熊市。在股指异常波动阴影下,研究股指期货尾部风险的测量方法,对风险管理与资产配置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风险测量方法通常利用低频波动率构建尾部风险VaR和ES估计量,但高频波动率比低频波动率蕴含更多信息且计算效率更高,利用高频波动率建立高效的尾部风险测量方法成为研究趋势。         基于条件极值理论和新型高频波动率,构建RV-EVT框架的股指期货尾部风险测量方法。阐述已实现波动率衍生的跳跃、好坏波动和符号跳跃理论;为提高波动率估计精度,利用已实现核修正CPR跳跃检验、好坏波动和符号跳跃;考虑跳跃、好坏波动和符号跳跃建立4组对数形式的HAR类波动预测模型。在极值理论框架中嵌入HAR类模型预测波动率,构建两步法的RV-EVT尾部风险测量方法;根据样本外滚动预测评估股指期货尾部风险测量水平,采用无条件覆盖和自枚举检验对VaR和ES进行回测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波动率的样本外滚动预测显示,HAR波动预测框架下好坏波动分解优于连续跳跃波动分解,好坏波动衍生出的正负符号跳跃具有极为突出的波动预测能力;回测分析检验结果显著,尾部超出数接近理论预期,表明RV-EVT尾部风险测量方法有效;HAR-RV-RS和HAR-RV-SJd模型的尾部风险测量表现最佳;ES模型比;VaR模型具有更优的尾部风险测量水平,特别是在高风险状态下ES模型能弥补VaR模型失控的缺陷;通过量化交易资金管理研究,揭示尾部风险测量方法的应用价值。         建立了高频波动率与风险管理的桥梁,为金融资产尾部风险度量提供了有效方法,对资产配置和风险控制具有借鉴意义。     

融资融券扩容和流动性

  流动性是市场的灵魂,金融创新的目的和结果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2010年3月31日,证监会以促进市场流动性为目的,正式推出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并在2011年至2013年先后3次扩大中国A股市场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范围。因此,研究中国融资融券是否促进流动性并探究其内在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排除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等卖空机制的影响,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和适合政策评估的双重差分法,分别检验2011年至2013年3次融资融券扩容对标的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并从融资和融券交易者的短期交易策略和标的股票股东结构变化两个方面探讨买空卖空机制与流动性因果关系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融资和融券交易的双重引入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价格影响,提高了标的股票的流动性。随着融资融券业务的深入开展和发展,融资融券标的股票扩容对价格影响方面的流动性的影响越来越强。融资交易者的短期动量交易策略降低了价格影响和交易成本,融券交易者的短期动量交易策略降低了价格影响,而对交易成本影响不显著。由于部分机构投资者退场,偏好短线投机炒作的中大型个体投资者入场,换手率高、流通市值低和特质波动率低等类型的标的股票组合的流动性提高更为明显。         融资融券交易提高标的股票流动性的研究结论补充了已有研究关于买空卖空机制对市场质量影响方面的实证证据,也为中国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意义。     

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

  当资本市场表现出无效率的特征时,管理者能够通过迎合投资者非理性股利需求获得现金股利溢价。然而,不同公司具有的迎合能力有差别,迎合能力较强的公司更倾向于制定满足投资者非理性需求的现金股利政策。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公司股利迎合的对象展开,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投资者、大股东甚至监管政策的要求,但缺乏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探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3个方面研究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对不同特征的公司具有的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进行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迎合能力不同的公司中现金股利迎合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中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不同迎合能力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现金股利迎合能力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影响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自由现金流充裕、资产流动性高和成熟型的公司中现金股利溢价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更强烈,这些公司更有能力迎合投资者非理性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实施现金股利迎合的同时也会进行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迎合能力强的公司更倾向于运用盈余管理配合现金股利迎合维持股票价格。         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的公司迎合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行为公司财务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同时,研究结果对于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现金股利监管政策,并引导和规范市场投资者行为,促进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     

权力距离感对“生命礼物”赠予的影响

  血液作为“生命礼物”,能否保质保量地及时供应,直接关乎需血患者的生命安全。在血液供求基本持平的情况下,近年来中国局部性的“血荒”频频发生。破解“血荒”困局,保障血液供给和血液安全,已经成为影响国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社会问题。         基于个体文化价值观视角,运用实验和调查研究方法,探究个体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1和研究3采用实验方法,以高校学生作为被试。研究2采用调查研究方法,以社会人士(非学生)作为被试。研究1操控个体的权力距离感,实验检验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的影响;研究2剖析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3实验检验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影响的边界条件。         研究1通过实验启动的方式临时操控个体的权力距离感,发现个体权力距离感与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显著负相关。研究2的调查结果表明,对于非学生被试,个体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感知责任起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法统计结果表明感知责任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47和-0.172。研究3通过实验的方式操控个体对采供血组织的感知信任,发现在个体对采供血组织感知信任度低时,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感知信任程度高时,权力距离感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结果从个体视角验证了权力距离感显著负向影响献血行为,厘清了其影响机理和边界条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采供血组织应该提高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并侧重发布可以激发个体感知责任的宣传信息,以招募无偿献血志愿者,扩大献血者群体。     

数据赋能驱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案例研究

  世界经济的发展呼唤先进制造理念和制造技术,敏捷制造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制造业企业通过了解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机理,可以使其灵活地运用各种先进生产技术促成敏捷制造。然而,已有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过程的研究缺少契合当前情景的视角以及完整、清晰的探究。         鉴于此,引入赋能概念,从数据驱动的视角对青岛酷特智能公司的研发、生产和营销3个阶段进行深入分析,结合扎根理论的3级编码技术,构建制造业企业通过数据赋能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模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敏捷制造的开放式概念框架,通过调研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获得分析数据,分析并构建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模型,结合已有研究对该模型进行进一步讨论和完善。研究过程严格遵循理论构建的理论-实践-理论研究逻辑。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敏捷制造能力可以通过高效对接消费者需求与资源以及提高中间对接环节的效率来打造。从数据驱动视角看,数据化、标准化和联网化是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的核心所在。一方面,数据化和标准化可以提高数据的可接入性和流通性,减少制造加工环节的延缓;另一方面,联网化可以让需求数据直接对接企业的资源和制造过程的设备,进而实现资源的自动整合,打造企业高响应速度、高质量、低成本的供给。         从数据驱动视角构建的敏捷制造过程模型系统详细地解释了制造业企业通过数据赋能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完善和拓展了关于敏捷制造的研究,为未来敏捷制造实证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启示。此外,为了给企业实践提供更加详细、明确的指导,给出基于数据赋能驱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的实践指导步骤。     

社交网络中用户关注类型与发帖类型对发帖行为的影响

  用户在线分享成为人们进行线上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社交平台上,人们可以选择关注自己感兴趣的用户,这些用户可以是明星,也可以是普通人群。人们在社交平台的发帖行为可以分为发原创帖和转发别人的帖子两种,发帖的数量和质量直接与平台的收入挂钩,因此如何鼓励人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成为研究人员关心的问题。         着眼于用户关注类型(意见领袖和非意见领袖)和发帖类型(原创帖和转发帖)对自身发帖行为的影响,采用从新浪微博获取的相关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用户关注类型和发帖类型对自身发帖行为的影响,并运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相关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意见领袖的发帖数(无论是转发帖还是原创帖)对自身发帖行为具有正向影响,非意见领袖的原创帖数对用户的发帖行为有正向影响,转发帖数对用户的发帖行为有负向影响。这是因为意见领袖很少与用户进行互动,做为信息的传递和扩散者,意见领袖的存在为用户提供了良好的发帖素材和来源,对用户的发帖行为产生纯粹的外生影响。然而非意见领袖的转发帖很大程度上会挤压粉丝用于发帖的时间,从而抑制粉丝的发帖行为。         研究结果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意见领袖和非意见领袖在社交平台的作用,洞悉用户发帖背后的动机。对于平台企业来说,营销人员可以根据用户关注的类型进行差异化的营销策略,从而提升平台的活跃度。建议平台企业的营销方案要因人而异,多采取个性化营销。     

本土品牌逆袭与消费者偏好逆转的纵向扎根研究

  如今的中国市场,诸多行业本土品牌崛起甚至逆袭,消费者对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的偏好相应逆转。已有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但本土品牌逆袭过程中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是否相同、本土品牌逆袭与消费者偏好逆转的互动影响路径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缺乏探讨。         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手机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网络讨论数据的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理论编码,首先研究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的异同,然后结合对讨论数据的纵向统计结果,研究本土品牌逆袭过程中品牌逆袭与消费者偏好逆转的互动影响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本土品牌逆袭中,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模型具有相似的结构,功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测量受个人因素调节而影响消费者偏好,但测量功能价值或社会价值的具体因素在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中存在差异。品牌逆袭有助于提升综合国力、促进消费者成熟,进而驱动消费者偏好逆转;消费者偏好逆转则通过反馈路径帮助品牌进一步逆袭。具体的,消费者对产品特质更加重视,全球品牌的原产国效应和符号价值表现力减弱,本土品牌的口碑效应和符号价值表现力增强,同时消费者的民族主义增强而爱国绑架感减弱,这些因素通过感知价值带来消费者偏好逆转。综合而言,本土品牌逆袭和消费者偏好逆转是互动提升的关系。         研究结果丰富了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的相关研究,为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的建设提供了实践启示。产品特质是影响消费者偏好的主要因素,并对其他驱动因素有支撑作用。所以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都要重视产品的创新和研发,还要根据各驱动因素的变化调整其营销策略。     

工作场所乐趣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

  创造有趣的工作环境已经成为重要的管理手段,不少组织通过设计和引导工作场所乐趣,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并有效地缓解情绪衰竭。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背景下,工作场所乐趣为激发员工创新行为提供了新颖的视角。然而,工作场所乐趣的学术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实证研究不足,工作场所乐趣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是匮乏。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从情感和资源双重视角建构理论模型,分析不同维度的工作场所乐趣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深入探讨乐趣体验和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通过两阶段的问卷调查,收集贵州、山东和上海等地区10家企业共计383份有效样本,基于Mplus 7.0,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ping方法,验证提出的理论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①乐趣活动和同事社交对员工创新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人自由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不显著;②乐趣活动通过乐趣体验和工作繁荣两条中介路径影响员工创新行为;③同事社交仅通过工作繁荣间接影响员工创新行为;④个人自由则经由乐趣体验间接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研究结果揭示了乐趣活动、同事社交、个人自由通过乐趣体验和工作繁荣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不同影响路径,不仅支持和验证了不同维度的工作场所乐趣具有差异化作用的学术观点,丰富了工作场所乐趣的理论研究,还为员工创新行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论对组织管理实践有一定启示,管理者应积极开展乐趣活动促进员工间的互动来打造有趣的工作场所,但要谨慎看待个人自由。同时要注意工作场所乐趣对员工的乐趣体验和工作繁荣的引导,从而有效地促进创新行为。     

中国债券市场时变风险溢价——远期利率潜在信息

 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在全球债券市场排行中紧跟美国和日本债券市场,已跃居世界第三。与此同时,中国债券市场亟需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在2005年之前,中国债券市场被认为符合预期假说,即长短期债券间不存在风险溢价。 由于预期假说假设投资者偏好为风险中性,而实际市场中的投资者偏好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债券市场风险溢价应长期存在。为研究该问题,直接关注零息债券持有期超额收益,力求捕捉风险溢价的时变特性。在Fama-Bliss和Cochrane-Piazzesi溢价预测模型的研究框架下,利用中国远期利率特性,构建远期利率差和远期利率组合两种预测因子。采用两种因子分别对中国债券市场风险溢价进行预测,探讨中国债券风险溢价的时变性。选取2006年至2015年中国零息国债即期利率数据,该区间能够完整覆盖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期,并涵盖金融危机时期或货币政策松、紧期。在此基础上,将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引入预测模型,与远期利率组合进行多元预测对比,揭示远期利率所暗含的经济信息。此外,为充分验证预测结果的鲁棒性,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和样本外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预期假说在中国债券市场不成立,即中国债券市场存在明显的时变风险溢价,并且风险溢价随着期限的增加而升高。研究还发现远期利率组合的预测能力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自身蕴含了大量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信息,能够反映出经济状况对风险溢价的影响;另一方面,该组合属于水平型因子,能够很好地解释风险溢价中占比最高的成分,因此占优于远期利率差这种斜率型因子,更好地刻画风险溢价中的系统性部分。        准确刻画时变风险溢价不仅可以辅助投资者进行交易决策,而且有利于更精确地构建中国债券理论期限结构。一个合适的利率期限结构能够指导中国政府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有助于促进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完善中国债券市场结构。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效果研究

  个性化推荐系统已成为各大电商向消费者提供个性化购物体验的重要工具之一,通过推荐系统,商家可以提高收入和消费者满意度。但传统推荐系统通常只利用消费者在当前网站的历史信息推荐个性化商品,无法获得消费者在其他网站的数据来优化推荐效果。大数据时代,一些第三方公司抓住机遇,利用不同公司的多源大数据提供更好的个性化推荐服务。然而,这种新型的推荐系统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存在极大的未知性。         探究基于多源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为了建立推荐系统与消费者购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实地实验有效地避免传统研究方法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具有较好的外部有效性。一方面,基于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构造解释性变量,探究内部数据特征和外部数据特征与推荐效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检验消费者特征与内外部数据的推荐效果间的交互效应,进一步分析外部数据和内部数据的推荐效果如何随消费者的特征变化,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多源大数据提升推荐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内部数据的推荐系统能够显著提升消费者点击个性化推荐商品的概率,可以降低消费者决策时间,激励消费者浏览更多的商品。外部数据的推荐效果不仅与外部公司网站的用户数量相关,也会受到外部网站与当前网站的关联程度的影响。消费者特征对基于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的推荐效果起调节作用,如果消费者是当前网站的老用户,利用该消费者在当前网站的内部数据提供个性化推荐的效果更佳。         通过分析基于多源大数据的推荐效果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个性化推荐领域的理论框架。研究结果对如何利用多源数据构建更加有效的推荐系统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并为不同网站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提供重要的管理建议。     

董秘信息提供、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与公司绩效

  掌握公司的真实经营信息是独立董事有效履职的保障,信息不对称会降低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可以有效增强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作为维持董事会有效运作的重要制度安排,董秘承担着为独立董事有效履职提供信息服务的义务。然而,已有研究往往强调董秘在对外信息披露中的重要作用,未对董秘如何影响董事会运行效果提供清晰的解释。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信息生态理论,以2006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索董秘信息提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影响董秘信息提供促进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三方面因素,即董秘信息提供能力、信息提供意愿和独立董事信息接收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董秘与独立董事人力资本配置情况对董秘信息提供有效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董秘作为管理层与独立董事的信息联络人,通过为独立董事提供履职所需信息,可以有效地改善独立董事面临的信息劣势地位,提高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董秘信息提供能力越强,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越强;董秘信息提供意愿、独立董事信息接收能力均可以增强董秘信息提供能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调节作用;董秘与独立董事人力资本差距越大,董秘信息提供能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越强。         信息劣势限制了独立董事的有效履职,通过为独立董事提供履职所需的信息,董秘可以有效地改善独立董事履职所处的信息环境,提高独立董事的履职水平。应该进一步从政策和法规的视角,明确董秘为董事会特别是独立董事提供信息服务的职责定位,保障董秘列席高管团队会议的权利,加强董秘任职资格审核和任职能力培训,充分发挥董秘的信息枢纽职责。     

限薪令与企业创新: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维护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无定论。         以2009年出台并实施的针对国有企业的限薪令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选取2007年至2015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配对样本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是否降低;在此基础之上,检验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测量公司治理水平,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风险承担水平上的差异,探讨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的相对货币薪酬降低,限薪令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企业的相对创新投入水平降低,证实了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公司治理越差的国有企业,其创新投入降低的越多;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使用全样本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利用强制性降低高管货币薪酬这一外生事件,为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实践意义上,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意愿,进而导致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长此以往将损害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同时有悖于现阶段中国倡导的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对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

 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后果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围绕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基于温和避税行为视角的研究认为企业避税程度的增强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而基于激进避税行为视角的研究认为企业避税程度的上升会破坏企业价值。由于企业避税程度强弱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基于系统风险视角和企业避税行为整体性层面,探讨避税行为对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曲线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避税程度强弱导致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存在差异。选取2008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单因素模型和去杠杆贝塔模型计量系统风险;采用会计实际税率及其变体度量企业避税程度的方法,基于公司系统风险视角,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避税程度与系统风险的平方项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可能的自选择偏误后结论不变。对温和避税的企业,随着避税程度的增强,公司系统风险显著下降;对激进避税的企业,伴随避税程度的增强,公司系统风险显著上升。因而,企业避税行为与系统风险呈U形曲线关系。企业避税程度不同对投资者风险估算带来不同的影响,市场上投资者将降低选择温和避税企业的系统风险,而提高选择激进避税企业的系统风险。        基于企业避税行为和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和监管者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企业避税行为。一方面,监管者应当鼓励企业采用合法手段适度避税,允许企业和投资者享受适度避税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应加大对企业激进避税行为的监管力度,防止激进避税行为对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带来负面影响。        研究结论从系统风险这一视角,明晰了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关系,丰富了企业避税和系统风险研究。     

中国式创业失败：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

  失败是多数创业活动的必然结果,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行为反应是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意义建构是一个嵌入式的社会化过程,文化是影响创业者意义建构创业失败的重要因素,中国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行为反应可能有别于西方创业者。然而,已有关于创业失败的研究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对中国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的行为研究很少。此外,中国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概念性研究,缺少质化或量化的证据。因此,有必要探索中国情景下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行为反应的独特规律。         基于文化比较视角,使用中国创业失败的典型事例,采用扎根理论设计,以中国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为切入点进行探索性研究,并与欧美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通过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对中西方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的行为差异进行分析并提供解释,提出中国式创业失败在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方面的7个命题。         研究结果表明,与欧美创业者相比,中国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总体归因倾向、内部归因倾向、外部归因倾向、学习内容、学习导向和后续创业意向等方面存在独特规律;文化是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行为反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文化维度的具体取向会对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行为反应产生不同的影响。         研究结果增强了对中国创业者如何对创业失败归因、如何从创业失败中学习以及在创业失败之后倾向选择坚持还是放弃这3个问题的认识,为中国本土化的创业失败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强调了文化在创业失败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和拓展了创业失败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的相关理论,为未来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思路。研究结论为创业者管理失败、推动创业教育改革、营造更有利于连环创业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创造力：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在当前复杂和快速变革的环境中,创造力对组织获取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作为与创造力相关联的重要因素,研究者们对于领导行为对创造力的作用保持了长期的关注。反馈不仅是领导者日常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组织中常用的激励和行为矫正工具。        以自我效能理论和关系认同理论为基础,从领导和组织成员互动视角,探讨上级发展性反馈对组织成员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通过3阶段分时序方式,收集来自某综合性重点大学所属科研团队的442位科研人员及其领导的配对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①上级发展性反馈正向影响组织成员创造力;②创新自我效能部分中介上级发展性反馈与组织成员创造力之间的关系;③组织成员对领导的关系认同感调节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组织成员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当组织成员对领导的关系认同感高时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显著,而当关系认同感低时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对于领导反馈与创造力间关系的理解,丰富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创造力的内在机制的探索,发现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组织成员创造力的重要边界之一,也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系认同理论的运用范围,领导者可以通过提供发展性反馈以及与组织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来促进其创造力。     

自我建构对消费者促销方式偏好的影响

  形式多样的促销手段成为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的重要方式。已有研究涉及的促销方式直接受益实体都是消费者自身,随着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直接受益实体为慈善机构的捐赠促销活动不断出现,然而很少有学者对不同受益实体的促销方式的效果进行比较。         基于信息框架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以打折促销和捐赠促销为研究对象,运用分类变量中介检验和3阶交互效应方法,通过Spss软件中的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解释调节定向在不同自我建构消费者对两种促销方式偏好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引入感知风险和感知稀缺两个变量,探究其在自我建构对消费者促销方式偏好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调节定向在自我建构与促销方式选择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拥有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认为促进定向信息说服力更强,从而偏好打折促销方式;拥有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认为防御定向信息说服力更强,从而偏好捐赠促销方式。当感知风险较高时,防御定向信息强化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捐赠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风险较低时,促进定向信息强化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打折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稀缺较高时,防御定向信息强化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打折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稀缺较低时,促进定向信息强化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捐赠促销方式的偏好。         在理论上拓展了信息框架效应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自我建构与调节定向作用关系的适用边界。通过检验不同自我建构消费者对调节定向相匹配的促销信息评价机制,证明促销活动中的匹配机制可使促销效果更佳。在实践上,为企业在不同消费情景下面对不同特点消费者制定相应的促销活动提供了策略指导,从而提升企业的销售利润。     

基于连锁董事视角的税收规避行为传染效应研究

 已有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鲜有涉及对企业社会网络属性的探讨。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都不能独立于其他企业单独存在。连锁董事的出现,在企业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络,还为企业私有信息传递构建了一条非公开渠道,从而促进相似行为在企业间传染。随着中国企业现代董事会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连锁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从连锁董事关系这一社会属性视角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连锁董事关系的基础上,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8 732条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样本,将公司有效税率、账税差异和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账税差异作为避税程度的测量指标,采用OLS回归模型对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成熟避税经验可以降低目标公司的避税成本和管理者对避税决策不利后果的担忧,导致避税行为在企业网络间传染。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替代性解释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行为在同一地区的连锁公司间更容易传染,即传染服从先内后外律。最后,与CFO相比,当连锁董事为目标公司CEO时更能促进避税行为传染。        以连锁董事为视角的研究可以将企业的社会属性纳入到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丰富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企业针对连锁董事信息传递的成本收益决策框架,完善了连锁董事传染效应的理论研究,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异常波动停牌与价格发现效率

  异常波动停牌是证券市场常见的价格稳定机制之一。已有研究对异常波动停牌的实施效果没有得到一致结论,支持者认为投资者能利用停牌对信息进行重新认识和修订,促使形成新的均衡价格;反对者认为停牌阻碍了投资者把潜在需求转化为交易,进而导致复牌后更高的交易量和价格波动。在中国的异常波动停牌制度是否应该被取消的背景下,探究异常波动停牌制度对价格发现过程的影响,对进一步完善交易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采用理性预期框架,引入噪音交易风险和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区分异常波动的原因,探讨不同条件下实施停牌的市场出清过程。一方面,异常波动停牌有利于增加市场交易者数量,从而降低定价误差;另一方面,异常波动停牌会增加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使定价误差增大。基于这一逻辑,构建一个包含出清时间间隔、知情交易者学习过程和信息摩擦的市场出清模型,分析异常波动停牌对价格发现效率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①由于噪音交易风险较高、资产价值不确定性较小导致的异常波动停牌,虽然有利于降低流动性风险,但会降低价格发现效率;②由于资产价值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较低的噪音交易风险导致的异常波动停牌,虽然有利于提高价格发现效率,但增加了流动性风险;③同时满足噪音交易风险较高和资产价值不确定性增加导致的异常波动停牌,既有利于提高价格发现效率,又降低了流动性风险。总体来说,停牌实施效果的关键在于噪音交易风险和资产价值不确定性的大小,对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股票,停牌有利于提高价格发现效率;而对于噪音交易风险较高的股票,停牌有利于降低流动性风险。         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和提升中国金融市场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金融市场中,连续竞价市场不一定存在市场均衡,极端情况下会出现市场崩溃,因此异常波动停牌制度有一定的必要性。     

信息安全压力与员工违规意愿：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应用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持续证明,信息已经成为重要资产。然而,组织员工有意或无意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往往会使企业承受巨大的信息安全风险,甚至给企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因此,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已经成为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有研究探讨了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却存在研究结论不一致、脱离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实践的局限,因而无法为企业如何控制和减少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应对理论和道德推脱理论,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变量、以信息安全意识为调节变量,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意愿的影响机制。以中国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IEC 27001)认证的企业员工为调研对象,收集318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逐步线性回归和被调节的路径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道德推脱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信息安全意识对信息安全压力与道德推脱、道德推脱与信息安全违规意愿之间的关系均有负向调节作用;信息安全意识负向调节道德推脱在信息安全压力与信息安全违规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员工信息安全意识越高,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越弱,反之越强。         研究结果明晰了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机理,加深了对员工信息安全压力的理解,丰富了行为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的研究,并对企业如何通过提高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培训来控制和减少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