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欲抑理的精神阐释 --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浅论

施蛰存使现代精神分析小说臻于成熟,并把这种理论在小说创作中运用到极致.他偏重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形象化的阐释,对人的双重人格--本我与超我的冲突进行深入剖析与展现;他继承了破除传统礼教的五四批判精神而"崇欲抑理",用弗洛伊德理论中的非理性来颠覆和解构纲常礼教等既成的道德传统,用审丑的眼光深挖并表现人的潜意识中的复杂情感,把以往小说注重描写行为层面的人进而深入到注重描写心理层面的人.     

论施蛰存都市小说的现代意识

施蛰存都市题材小说,一方面着眼于弗洛伊德主义性爱与文明相悖的基本命题,揭示性爱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所导致的精神病态、变态或精神分裂;一方面着眼于现代都市人精神上的孤独、寂寞、忧郁以及在强大生活压力下的生存困境,无意中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走在了同一轨道上、并表现了与其相应的现代意识。     

心理分析小说的现代流变──对郁达夫、施蛰存、张爱玲的历时性考察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主义被“五四”新文学先驱们引进,被一些作家吸收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郁达夫将心理分析作为反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一种姿态和利器,以实现社会启蒙的指归;施蛰存则把它作为小说创作在对象本体意义上的选择,并作为创作实践的形式和技巧而予以不懈追求;张爱玲则是在不同文化的综合努力中,将其作为探究历史转型时期人们复杂心理现实的一种与对象最为契合的方式或依据,力图表达生命存在等更为深在的东西,从而实现人的心理的荒谬性、复杂性与人性真实性的相对完满的统一。     

精神分析学说与施蛰存的小说创作

由于与精神分析学有着奇妙的内在心灵契合,施蛰存对该学说情有独钟并大胆地用它来独辟文学创作“新的路径”。施氏对精神分析的接纳主要表现在:用潜意识理论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用人格层次说进行二重人格的塑造、用爱欲与文明说阐释了人与文明的悲剧性对立。施氏的这一探索赋予了他的小说鲜明的现代性品格,具有开风气的重要文学史意义。     

施蛰存的人文意识与文化心理结构

施蛰存是一位具有浓厚的人文意识和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 ,他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理想的形成 ,与他成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最初奠定施蛰存文化心理结构的关键因素主要有 :一是他父亲“士”的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二是他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教育和熏陶 ,三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风情和文化韵味的感染和陶冶 ,它们各在不同的层面上加深了中国文化意蕴对施蛰存文化心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人传统 ,二是士的精神。文人传统所代表的是一种诗词文赋的人文风情 ,它养成了传统士子浪漫潇洒的心性 ;而士的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和文化品格的体现 ,则更多地表现为对国家民族的道义及文化创造的责任感     

写实：社会剖析与心灵分析——茅盾与施蛰存文学观比较谈

茅盾与施蛰存都不否定“写实”,但一个紧跟政治远离情感,一个注重情感远离政治;一个剖析现实社会,一个分析人的心灵;一个推崇理性,主题先行,一个耽于幻想,情感至上,从而创作出完全不同的小说。     

施蛰存与左翼文学运动

作为《现代》主编的施蛰存，不是“第三种人”。他不但与左翼文学运动保持密切联系，与左翼文学运动的领袖有着很好的友谊，而且从根本上赞成左翼文学运动，甚至受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是其参加者和实践者，他的许多作品深深地打上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印记。     

施蛰存的三篇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空间

与新感觉派的其他作家不同,施蛰存并不重视现代都市五光十色、流光溢彩的外部物质空间的描绘,他更多地深入到现代都市各种人群特别是每个阶层的小人物的内心中去进行精神空间的发掘.在《雾》、《梅雨之夕》、《薄暮的舞女》三篇小说中,施蛰存巧妙地利用火车、名片、电话等各种现代道具,一方面表现现代物质文明如何微妙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交往方式、生活习惯,一方面表现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内涵在现代都市文化背景下产生了何种变化,并对小说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进行了诸多探索.     

翻译与影响:施蛰存与施尼茨勒

施蛰存不仅是一个小说家,而且是一个翻译家,他的创作与翻译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创作与翻译也是互为影响的.在对外国现代派文学的翻译中又受到此派文学的影响,进而创作与中国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现代派小说.但他的创作并非全盘西化,而是有选择地借鉴,借鉴的目的不是模仿、照搬,而是创新.     

悖离·整合·归依──论施蛰存小说创作方法的衍变

本文考察了施蛰存小说创作方法的衍变过程,认为施蛰存以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为开端,经历了现代主义探索期、现代王义与现实主义的整合期,最终又表现出向传统归依的倾向。文章对其各个阶段的创作实践予以评价,认为施蛰存小说创作方法的衍变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积极探索的精神,其成败得失都将为我们今天的小说创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鲁迅与郁达夫小说比较论

深挖一切腐朽、反动、黑暗势力所赖以生存的主要基地和根源———封建礼教;热烈讴歌中国社会的筋骨和脊梁———劳动人民;努力从社会的各个侧面去描绘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心理以及理想和追求,这既是鲁迅、郁达夫小说的共同点,也是两人小说创作的着力点。     

自然主义理论对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深受欧洲和日本自然主义理论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他早期小说创作中客观、冷静、中立的叙事立场,环境与人物之间的影响和制约,以及松散淡化的故事情节和开放式的结尾方式都显现出自然主义的创作特征。郁达夫对自然主义理论的借鉴和尝试是中国新文学接受外国文学因素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郁达夫的散文"心体说"

郁达夫散文批评坚持以"自我"为本位,倡导"心体说"心"指散文家的"个性"、"个人","体"指"能把这心尽情地表现出来的最适当的排列与方法"."心"体"关系是以"心"求"体","体"为"心"用.力主"智"情"合致.     

论鲁迅、余华小说中“看客”形象揭示的精神困境

在鲁迅、余华的小说中,“看客”这种病态人格形象多有呈现,作者批判了专制社会政治压抑所造成的个体精神的蒙昧与麻木。“看客”,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个体人格的残缺与怯懦。他们的小说中的“看客”折射了“五四”一代与“四五”一代的不同的精神困境。“看客”形象所表征出来的时代精神困境深刻地预示着：对于信仰,应以批判理性加以审视,才能使启蒙成为可能。     

郁达夫创作中的比较文学研究

郁达夫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也是一位语言天才。他精通多国语言,熟悉东方西方,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厚修养,创作深受古今中外文学影响。同时,他的不朽创作反过来又给时代、给社会以各方面的影响。     

论余华小说死亡主题的嬗变

死亡是余华作品最突出的主题,它经历了对死亡表象的描绘、死亡思考和死亡承受的嬗变历程。余华在早期的作品中沉迷于对死亡表象的大肆渲染,小说充斥着“暴力”、“血腥”、“杀戮”;随后他遁入对死亡哲学层次上的思考;最后让人物感受死亡、咀嚼死亡、承受死亡的打击,逐渐的超脱使灵魂上升到一个平静自足的境界。余华关注死亡尤其是关注个体的死亡,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接近了文学的本质。     

余华生存小说创作的精神气度

余华的"生存小说"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有才华、有责任感的作家对人性、生存本相的洞穿和把握,同时,也表现了他进行文学创作的精神气度和清醒坚持;余华的生存小说不仅是叙述过程,而且是灵魂、精神的诗性表达,它使我们在阅读中获得灵魂的提升与净化。     

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

郁达夫的小说<南迁>、<胃病>、<马缨花开的时候>都有着或浓或淡的宗教色彩,同病相怜之爱的情节、寻求爱而不得的悲哀结局、寻求基督的慰藉摆脱苦恼,成为这些作品的一种倾向.这些小说塑造了受难者、拯救者两类具有宗教意识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郁达夫两次进入教会学校的经历、具有基督教色彩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对其小说的悲剧基调、忏悔色彩、拯世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余华小说创作中重复艺术的价值

余华小说中重复叙事艺术的运用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重复的叙事艺术在他的小说中用的较多,也比较讲究.不断地重复使他的作品产生了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叙事也有了鲜明的节奏和韵律.其文学价值在于,在简单与复杂的叙述突围中这一叙事手法大大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境界,在冷酷与温情中他为我们抒写了一种温情基调,在扬弃与重建中作者保持着他对艺术精神的一贯追求.余华用最简单的外在艺术形式来表现内在容量复杂的小说艺术世界,既推动了叙事的向前发展,又充分表明了他叙事艺术的日趋成熟.     

浅议唐人沈亚之传奇小说的四个特色

唐中期是传奇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诸多名家和名作涌现的文坛上,文人沈亚之的传奇小说放射出独特的光彩,与同时代的传奇小说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他在作品中经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并喜欢描写梦境,使作品带有神秘凄婉的色彩,在作品构思技巧上是奇情并重的,既讲究情节之奇,又不违背人情,小说的语言上带有明显的楚辞体风格。本文就从这些方面进行探讨,展示他的小说中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