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视野下的公共行政

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责任型政府的核心价值信念.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理性作为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旨归,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价值观的重塑、公共责任的分担、公共治理结构的形成只有在充分具备公共理性的公共对话中才能得到具体体现.通过在公共理性的导向下构建合作型博弈制度框架,形塑组织化的共和善治,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公共行政的经济高效与社会公正并行不悖.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与当代中国公共行政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公共行政领域提出的一种具有批判和建构意义的先锋派理论,它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理性官僚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质疑和批判。文章首先介绍了西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概况及两大流派之间的异同。在此基础上,联系中国公共行政面临的环境与现实,指出中国公共行政正处在传统、现代、后现代因素混杂的阶段,距离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主张和思路,尚存着相当的差距。对中国公共行政而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兼具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思想价值。     

公共行政实证主义研究的理路、反思与超越

公共行政实证主义研究是以经验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从早期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韦伯的官僚制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公共管理,其本质都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反思公共行政实证主义的研究,它存在着主体客体不能完全分离的认识论局限.因此,超越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就需探索构建以主体问关系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理论、促进公共行政知识的增长.     

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 ,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 ,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 ,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 ,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 ,合一不二 ,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 ,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 ,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 ,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 ,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超越与内在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论公共行政现代化中的价值演变

本文以世界现代化进程及其阶段性为基点,探讨了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变革与发展,其中,公共行政价值则经历了一个由效率至上到公共性日益凸显的演进过程。     

人性化公共行政理念的重构

公共行政理念在百年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决定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必然决定公共行政实践活动的方向.从"执行行政人"、"官僚行政人"、"有限理性行政人"、"理性经济人"的发展理路进行反思,它们都只是从一个简单化的层面意义上揭示了人之本性的内核,进而从认识论维度构建起人的完整体系--心理、精神到行为."完整行政人"是要将此种理念具体为行政制度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追求"完整行政人"是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行政人人性缺失方面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的重构.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从传统的等级社会束缚中获得空前解放,如何将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社会整合便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方案。在康德那里,道德主体基于实践理性的独白式论证能够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哈贝马斯批判继承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其基于交往主体对话式论证制定的行为规范具有合法性,为多元化的社会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马克思实践理性批判的理论旨趣及其现实意义探析

传统理性观把理性局限于认识论和科学技术活动当中.20世纪以来,人们对这种理性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开始了理性文化重建的历程.理性是一个总体,是使人成为可能的存在方式,它包括属于人的一切生命活动;它应当是一种合理性、合情合理性和合人性,而不是像近代理性观那样仅仅理解为知性理性和技术理性.马克思实践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以及技术异化的批判为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价值和建设和谐理性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公共行政研究的伦理方法

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伦理方法是从伦理的视角分析判断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价值和伦理问题,是把应用伦理学的理论融入公共行政理论之中,从而形成新的公共行政理论体系。伦理化的公共行政理论,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道德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概念解析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是行政哲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而对这一概念的解析则是探究这一课题所必不可缺的理论工作。对"公共性"的考察给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概念建构带来了重要启示:行政的"公共性"是一个历史流动性的概念,对其界定既需要描述性的考察与解析,也需要规范性的建构与诠释。从历史描述来看,公共行政"公共性"经历了管理行政时期的"形式公共性"向服务行政时期的"实质公共性"的演变;从规范建构来讲,公共行政"公共性"实质上是公共行政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可以将其在形而上层面定义为一种基于公共利益至上原则的价值标准,在形而下层面可以看作是行政主体对公民现实利益与权利的极力维护。当前,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下探讨"公共性"的概念,是对服务行政的性质和特征进行理论规划的必要步骤。     

中国农村公共行政管理组织的运作分析

必须改变目前中国农村公共行政管理的现状:硬性管理和强行索取。对农村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应该坚持调整结构、裁减人员、转变职能、改变财源等方向。我们的具体建议是:建立国家三级公共行政管理体系;软化管理职能,增加服务职能;改变乡镇公共行政的财源渠道。     

发达国家公共行政中伦理价值的确立与启示

伦理价值已成为行政管理研究与实践中起重要作用的概念。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行政实践经验证明整合公共价值的关键是价值声明的确立。二级价值体系的确立、构建整合公共服务价值的组织文化和通过适当的手段确保价值体系的确立与实施等,对我国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的确立与完善有重要启示。     

功利主义视野中公共行政的行动逻辑

尽管功利主义在过去受到各种诘难,但它仍然在事实上发挥着支配性影响。功利主义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功利主义把公共利益规定为善,然后把增加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看作是正当的,而其判断的标准就是功利原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要进行准确判断,离不开功利主义所坚持的化质为量的方法,公共行政发展的各种测量技术则使这种量化比较达到精致化的程度。而要进行准确评价,离不开一个前设性条件,即把公共行政看作"中立的旁观者",一个完全理性的、具有同情感和公正、客观的旁观者。功利主义在公共行政活动中有走向急功近利的可能,这就需要通过改变行政管理体制来对这一可能性进行矫正。     

《理论理性批判》导论

社会科学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是人为制造的，由此而产生的认识方式必然具有局限性，因而造成认识上的断裂。要超越这两种认识方式的对立，同时保留各自的可取之处，就必须到＂日常经验＂世界去探索实践的逻辑。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要颠覆高高在上的＂理智中心主义＂，构建一种充分的实践科学。     

人追求超越的三种文化形式

艺术、宗教、哲学三种文化形式既是人追求超越的文化结果,又是人超越欲望的文化动力,艺术建立起一种不同日常经验的超越形式,宗教摆脱了对单纯"有"的执着,去拥抱"无",哲学超越经验、感性去追求本体和理性,三者都指向人的意义世界.劳动实践为人的超越创造了可能,人的超越本性推动了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论知识经济研究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与缺失

为工业社会提供指导的现代化理论 ,在价值目标、理论解释模型、指导方法等方面都已陷入了困境 ,虽然已经遭到内部学者及其他学说的批判 ,但都因没有其现实的经济基础而未获成功。知识经济这种新经济形式及对之研究的出现 ,摆脱了现代化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 ,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工业神话” ,克服了现代化理论模型诸多方面的主观臆想性 ,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发展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为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但不可忽视的是 ,目前对知识经济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论公共参与的动员与公共行政伦理

公共行政不只是公务人员的活动,还应包括广大公众,因此动员公众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就成为公务行为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公共参与动员有着特别的意义,要从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角度重视公共参与的动员,并切实地促成积极的公共参与的实现。     

新公共管理: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

新公共管理是８０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强调文官对社会公众的响应力和政治敏感性，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管理。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论社团分担公共行政任务及其合法性

社团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社团分担部分公共行政任务的法理在于减轻国家行政机关的治理压力,并提升落实公共行政任务的效益。社团分担公共行政任务处于国家治理的补充地位,在功能适当原则下确定分担领域,在服务性行政与秩序性行政上突出其特点。社团分担公共行政任务需受到特别的公法规制,遵循依法行政原理之下的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在遵守普遍行政法理的基础上,对于各项专业性行业性突出的任务,亦需达成主体适格、依"法"执行、程序正当,并接受监督。经得起"合法性"的质疑,方能嵌入治理体系,达成国家治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