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比较吗?——与卢希悦、魏增琛同志商榷

<正> 读了《东岳论丛》1983年第2期卢希悦和魏增琛同志的《马克思怎样看待劳动生产率》一文,很受启发。但对文中关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不能进行比较的问题,有一点不同意见,兹略过如下。文章认为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比较的原因之一是:在以商品价格反映商品价值量时,由于存在着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可能性,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就不能比较。我认为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必需     

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究竟能不能比较?

<正> 关于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能不能比较其高低,在理论界是一个早有争论的老问题了.六十年代,理论界在讨论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生产率水平不同的同量劳动是否创造等量价值问题时,就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争论,(参见:作沅《试论劳动生产率与价值、价格形成的关系》,《经济研究》1964年第1期;孙连成:《略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中国经济问题》1963年第11期.)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东岳论丛》1983年第2、5期,分别刊载了二篇意见不同的文章,(卢希悦、魏增琛:《马克思怎样看待劳动生产率》,     

对不同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比较的一点浅见

<正> 劳动生产率,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范畴应当有其自身的科学含义。但是,在我们的认识和实际运用中,对它的理解却比较混乱。因此,很有必要通过探讨,统一到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含义上来。第一,劳动生产率是活劳动的生产效率,不包括物化劳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劳动生产率”与“劳动生产力”是通用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有用劳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这种生产力的变化从来     

答邓安庆同志的商榷

<正> 《广东社会科学》今年第2期发表了邓安庆同志与我商榷的文章——《也谈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转折——兼与刘景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邓文”),对此我表示欢迎,同时对邓文的商榷意见简答如下:     

工资·劳动生产率·消费品生产——与曹英耀、徐节文同志商榷

(一)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应低于消费品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是曹英耀同志文章的基本观点。我认为这一基本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为什么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应当低于消费品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呢?曹文的第一个论据是:“第Ⅱ部类靠外延扩大生产增加的消费品是不能拿来提高工资水平的。”其实并不尽然。在如下几种情况下,工资水平均可提高:(1)第Ⅱ部类劳动力增     

继承性不能取代周期性——与卢冀宁同志商榷

卢冀宁同志认为,否定之否定是指事物的发展必呈现出继承性,而不是指事物的发展必呈现出周期性;周期性并无普遍性,它应代之以继承性(1982年第3期《哲学研究》)。事物的发展必呈现出继承性,这是不错的。因为否定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扬弃——既克服、又保留。确如卢冀宁同志所说,“旧事物中内蕴的积极因素不因否定而丧失”,“复杂事物具有多方面的质,通常所谓的否定(质变),只是指它失去了某方面的质,其他方面的质仍然保存下来、继承下来了。”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能人本主义化——答丛大川同志

我曾经撰写过《评“超越哲学”》一文,用以同主张走“第三条哲学路线”,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说成是“对唯物论和唯心论对立的超越”的观点,进行商榷。随即,丛大川同志著文为这种观点辩护,说这种观点体现了“新世界观的本性”,说我“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本性”(上述两文分别载《人文杂志》1990年第2期和第4期;后引丛文不注)。在我看来,丛大川同志所说的“新世界观的本性”,是人本主义的。对于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本主义化的见解,我实在不敢苟同。     

劳动力价值量变动总趋势的考察——答庄寿康同志的商榷

学术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价值量变动总趋势存在不同的看法。拜读庄寿康同志持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价值呈上升趋势观点,并与拙文商榷的大作,颇受启发。但是,庄文所论及的几个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     

劳动价值论不能一成不变——就劳务价值问题答彭延光同志

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生产劳务(服务)产品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定见.可是在现代生产体系中,劳务活动日见活跃,第三产业异军突起,并且每日每时都在和物质产品从事着交换活动.如果仍然固守原有的理论模式,许多经济现象就无法解释.鉴此,我国理论界适时地推出了劳务价值论.尽管在理论建设过程中尚有许多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却不能不说是开辟了一层新的视野. 当然,对于劳务价值论向来存在分歧,就象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目前仍存在分歧一样.不少同志仍认为劳务活动只是转移价值,从而怀疑劳务创造价值.彭延光同志的《劳务价值论不科学》一文,针对我的《第三产业和劳动价值论》提出质疑,因此感到有专文作答的必要.     

劳动力所有制论不能成立吗?——与李光远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八二年第一期刊登了李光远同志的《劳动力所有制论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对主张劳动力所有制的论者们的各种见解,一概予以否定。其中,对笔者发表在《江淮论坛》上的观点,也提出颇多质疑。作为“论者”,我们有责任回答这些质疑,同李光远同志进行切磋。     

不能否定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与刘克鉴同志商榷

刘克鉴同志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一文(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对黄振奇同志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一文(载《红旗》杂志1980年第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读后很受启发。但是,对于刘文中关于否定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意见,我们却未敢苟同,现在谈几点看法与刘克鉴同志商榷。     

“总劳动”不能创造总价值——与方华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刊登了方华同志《劳动价值论新探》一文,读后令人颇受教益。但是,方文(下同)依据其“总劳动投入形成总价值、即总劳动投入多少总价值就创造多少”的理论“新基点”,得出“金融劳动、科学文教劳动、行政国防劳动等社会必需、有效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因而也创造价值”的结论(在当前劳动价值论的话题中,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读后尚存疑虑,主要分歧在于:方文所谓的“总劳动”(包括了生产劳动与非     

不能否定人类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与赖金良同志商榷

我们读了赖金良同志的《是不可知论,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文,感到该文用人类认识具有相对性原理批判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立意是好的,部分论述也确有道理。但是,它对人类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予以全面否定,断言这决不是不可知论,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贯思想,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应当承认,对于世界可知性原理确实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把科学认识视为可以轻易获得和能够最终结束的,这给人类科学认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危害。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是得认真地究其根源。而赖文缺乏具体分析,笼统地把原因归咎于承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认为只有彻底地否认这种可能性才能克服绝对主义,这就未免有些简单化。为了说明问题,我们结合哲学史上的一些事实,探讨不可知论的认识论根源,并就如何克服认识论中的绝对主义谈一些看法。     

关于如何在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中反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与实学同志商榷

实学同志在《如何在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中反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见《江汉学报》1962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依据马克思的一般理论,把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剩余劳动率的提高这一因素,纳入由马克思提出的、并由列宁发展了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正如实学同志所说的,“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起的剩余劳动率的提高这一因素,引入扩大再生产图式,不仅是再生产理论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问题。”我读了实学同志的这篇论文后,感到如何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现在,我想对实学同志的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并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请实学同志及读者们指正。     

生产价格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与姜启渭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81年第8期发表了姜启渭同志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生产价格存在依据的再认识》(以下简称《再认识》),对社会主义存在生产价格的原因和理论依据作了论证。我们读后想提出如下意见,请教于姜启渭同志。     

唯物辩证法需要丰富发展而不能被取代——与魏宏森同志商榷

系统科学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争论涉及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实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问题。去年5月,魏宏森同志发表的《略论系统思维方式和改革开放》一文(以下简称“魏文”)提出辩证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由系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对作者的这一论断,我们实在不能苟同。大家知道,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普遍的思维方式。对思维方式起导向作用,是哲学的基本功能。唯物辩证法(或称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魏文提出以系统思维方式取代辩证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以系统科学取代和否定唯物辩证法。对此,应当认真剖析以明辩是非。     

不能在误解中消融客观性原则——再与李惠斌同志商榷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展开了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避开的一个“操作面”,并已初获成果,值得高兴。问题是,在一些论者那里,“主体性原则”被解释成一种否定唯物主义客观性原则的东西。李惠斌同志《葛兰西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一文(《光明日报》1989年7月17日),便是典型的一例。它征引了七段马克思的话,三段葛兰西的话,论述自己的“实践本体论”。这种征引,以及作者对它们的发挥,把马克思和葛兰西均刻划成避开唯物和唯心基本分野的“实践本体论”者,这显系误解。本文将逐一分析李文对这十段话的误解,与作者商榷。     

再谈环渊——答吴光同志

<正> 吴光同志之大作——《稷下道家三辨》(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三辨》)中的一辨是对拙作《环渊考辨》(同上,1983年第3期)作正辨的,读后受益非浅,然而对其基本论点,仍有不少疑惑处,今作“再谈”,复陈鄙见,伫候吴同志明教。(一)关于“姓名”吴光同志对环渊作正辨的重点是范蜎是否即环渊。他提出三条证据证明范蜎决非环渊:“第一,姓名不合。按古字通假之例及前人考证,环乃蠉之坏字,蠉、蜎可通,故范环、范     

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换不是商品交换吗——与骆耕漠同志商榷

一商品不是与私有制共存亡骆耕漠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中不存在商品,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已经不是商品交换。他的基本论据是:商品生产这一经济范畴只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它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他说:     

《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能抹杀——答刘琳同志

刘琳同志在《论<太平经>的政治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4期。以下简称“刘文”)一文中,对我发表的《试论<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提出商榷,我表示欢迎。因为对道教这门学科的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许多疑难问题都还正在探索之中,需要向国内外这方面的专家请教,和共同爱好者交换意见,才能把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搞好。关于《太平经》中究竟有没有反映当时农民愿望的乌托邦思想,刘琳同志作出否定的结论,我是不同意的。现提出如下看法,与刘琳同志交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