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绩效研究——基于经营业绩的分析

已有对公司并购绩效的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本文运用会计研究法研究公司控制权转移的绩效,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公司经营业绩综合得分,分析控制权转移方式、第一大股东性质变动、转让的股权比例、高管变动等因素对控制权转移后公司业绩变动的影响,并考察控制权转移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问题。研究表明,控制权转移没有显著提高公司业绩,业绩的提高反而是部分来自于盈余管理。说明现阶段市场环境下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不仅不是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法反而是代理问题的表现形式。     

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控制权配置实证研究

控制权治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由控制权配置带来的控制权收益是激励投资家物质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手段。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从控制权收益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的控制权配置问题。分析创业企业中公司创业投资者与企业家的控制权收益构成和类型以及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特征,厘清公司创业投资者与企业家各自私人收益、货币收益与其拥有的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控制权共享收益来源,构建基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的控制权共享收益函数,分析控制权私人收益和战略收益、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和专有性以及控制权收益与人力资本交互作用对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配置的作用机理。以公司创业投资支持的110家不同行业上市企业3年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混合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控制权收益、企业家人力资本及其交互项对中国经济背景下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两类控制权配置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创业投资者拥有的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正相关,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负相关,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公司创业投资者获得创业企业特定控制权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公司创业投资者控制权战略性私人收益对其自身获得创业企业特定控制权比例具有负向影响;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正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公司创业投资者战略性私人收益负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企业家人力资本专有性与公司创业投资者剩余控制权占比之间的关系。由于不同产业类型的创业企业会给公司创业投资者和企业家带来不同的控制权收益,进而导致双方对控制权的关注程度和类型发生变化。同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企业,公司创业投资者和企业家对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关注的重点也不相同。因此,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创业企业进行控制权分类治理。 研究结论为完善公司创业投资支持企业的控制权治理、提升控制权激励效果进而促进被投资创业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心理所有权理论对职业经理职务侵占行为的一个解释

本文比较系统地述评了心理所有权理论,并对影响心理所有权的一些因素进行了不完全的初步的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职业经理职务侵占行为进行了新的解释。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或企业主与经理人分享企业控制权,使掌握控制权的职业经理人常常认为自己的期望收益低于实际收益,从而导致侵占行为的发生。其发生的机理是:所有权决定了公司制度,公司制度决定了经理人的实际收益;而经理人在行使控制权时,会产生心理所有权,进而产生收益期望。一旦实际收益低于他们的期望收益,经理人就有可能产生侵占倾向或行为,并且,这种实际收益和期望收益之间的差别越大,侵占倾向就越高,经理人就越有可能实施侵占行为。     

专用性投资、信任与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

基于控制权收益交互作用视角,研究创业投资模式下的异质性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问题,分析控制权共享收益和私人收益综合影响下投资家投资专用性和合作双方信任度对创业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治理的作用机理,以193家不同产业类型创业企业为样本,运用混合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专用性、信任及其交互作用对异质性创业企业两类控制权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异质性企业的控制权收益类型和大小存在差异,导致投资专用性和信任对不同产业类型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的影响存在差异;创业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较大、创业投资家的战略收益较小时,创业投资家获得的剩余控制权与其投入资本的专用性、合作双方间的信任度呈非线性倒U形关系;创业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较小、创业投资家的战略收益较大时,创业投资家获得的剩余控制权与其投入资本的专用性、合作双方间的信任度呈非线性U形关系;投资专用性与合作双方信任度的交互项与创业投资家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负相关,在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样本中交互效应尤为显著。     

负债企业控制权转移的时机和均衡价格

应用实物期权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理论,推导出了负债企业在信息不完美条件下控制权转移最优时机和均衡价格的解析解, 并对最优时机和均衡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目标企业的规模越大、兼并双方购买沉没成本越小、控股比例越高、购买者期望协同效应越大、息票率越高,税率越高, 则均会导致控制权转移越快, 转移的均衡价格越低。目标企业所处的产业增长率和波动率越高, 则控制权转移越快, 转移的均衡价格越低,并具有双重效应。控制权转移的时机和转移均衡价格不是控制因子的单调函数。     

政府信息公开与共享的成本收益分析

本文分别对政府信息垄断、共享与公开状态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并对三种状态下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证明了信息公开与共享时的收益成本比大于信息垄断状态时。论文最后引入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因素,得出政府信息公开与共享的条件是:信息技术成本与信息共享的制度成本足够低。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研究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是实证会计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梳理控制权转移的方式、提炼和分析控制权转移市场反应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取2007年至2011年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从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股价变动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角度检验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运用多元回归法分别检验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全窗口期(-20,20)股价变动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为13.549%,以事件日为临界点,呈现出先剧烈后舒缓的增长趋势,直至增长态势消失,说明存在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况,控制权转移的信息在事件日前已经被消化;行业变更、高管变更、转让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的比值、高管持股变更、现金支付等因素使投资者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而转让方式影响不显著;转让价格的影响最显著,说明转让价格在控制权转移市场反应中的敏感性高。研究结果为控制权市场的规范和监管提供依据。     

我国控制权转移与投资者保护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新兴转轨的制度背景下,基于我国法律制度和资本市场实践,设计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水平的评价指标,并据此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发生控制权转移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控制权转移发生可能性与投资者保护负相关;控制权转移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     

关于分离会计控制权与独立会计主管制度的几点问题

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不规范不完善,公司治理还不能合理分权制衡,会计控制权在实践中失效,因此,必须推进会计控制权与企业控制权的分离,确保会计人员的相对独立性。构建独立的会计主管制度,科学进行独立会计主管的任命,构建独立会计主管的激励约束机制。     

会计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及影响因素研究

会计剩余控制权一般通过企业契约安排实现其在企业内部的配置。在中国公司中,会计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象包括股东、董事和管理者。企业组织形式、企业股权集中度和企业财务状况等是中国企业会计剩余控制权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     

“共生”关系下的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以“万科与宝能系之争”为例

搭建了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的理论框架,并以万科抵御宝能敌意收购事件为例对理论框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 1) 在“共生”关系下,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特征分别决定了事前 (预防型) 和事中 (主动型) 控制权防御机制的设计; 2) 为了缓解控制权防御机制过度保护管理层的现象,设计维系“共生”关系的制衡机制必不可少; 3) 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受制度环境的制约,并随着制度境、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的变化动态演进。突破了既有的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研究的分析框架,能为我国上市公司设计控制权防御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公司治理模式重构与控制权争夺——基于万科“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万科"控制权之争"案例为背景,研究了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重构过程中,控制权配置状态的变化对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影响。分析了公司治理模式重构前后控制权争夺动因、路径以及障碍的差异,提出了"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下管理层控制权维护与股东利益保护的路径和方法。本文研究认为公司治理模式的重构源于股权结构的分散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公司价值创造中角色的转变。公司控制权配置状态的变化造成了公司控制权的不稳定性,是引发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动因。"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下公司管理层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以及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和谐共生的利益关系是控制权争夺的主要障碍;进行管理层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构建"双重股权结构"以及实行"合伙人制度"是防范控制权风险的有效手段;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外部董事的监督制约作用是保持公司控制权稳定,保护股东利益的有效措施。     

基于管理防御视角的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理论界一般将其归因于股权融资资本成本低、大股东控制权收益、有缺陷的监管制度和低效率的资本市场等。本文认为,这些因素不能完全解释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在当前公司内外部治理失效,对管理者监管弱化的背景下,管理防御行为应是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重要解释因素。     

公共项目控制权配置研究

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从项目的公共性、参与方对项目的评价、参与方的投资重要性及参与方的能力四个方面综合探讨了公共项目控制权配置。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在投资重要性一致情况下,对于纯公共产品,项目评价指数为控制权分配的决定因素;对于纯私人产品能力是控制权分配的决定因素;对于准公共产品,控制权配置由双方评价指数和能力特征共同决定。最后结合现实的情境,阐述在理论模型框架内如何进行制度安排以达到优化状态。     

“共生”关系下的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以“万科与宝能系之争”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搭建了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的理论框架,并以万科抵御宝能敌意收购事件为例对理论框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共生"关系下,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特征分别决定了事前(预防型)和事中(主动型)控制权防御机制的设计; 2)为了缓解控制权防御机制过度保护管理层的现象,设计维系"共生"关系的制衡机制必不可少; 3)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受制度环境的制约,并随着制度环境、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的变化动态演进.突破了既有的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研究的分析框架,能为我国上市公司设计控制权防御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投资与利益攫取研究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的自利动机和市场风险分析,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了非流通股交易的公司作为考察对象,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攫取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不仅通过资本投资形成了控制权收益,而且资本投资规模越高,增加等量资本投资所攫取的控制权收益越低;尽管通过股权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隐秘性较高、成本较低,但由于增加了控制链的代理层级,控制性股东的收益占有程度也较低;大股东的自利性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资者的共享利益,而且形成了从增加资本投资、形成更高控制权收益到损害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治理环境、政府控制和控制权定价——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治理环境、政府控制对控制权交易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较好的治理环境会降低控制权的交易价格;对政府控制企业的控制权定价显著高于非政府控制的企业;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对控制权的支付价格越低。进一步研究还表明,治理环境对控制权定价的负向作用在政府控制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影响更大。本文对理解转型经济中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提供了有益视角。     

企业变革是如何实现的?——一个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个案分析

企业活力的依托在于机制,企业机制不是可以随意选择的技术工具,而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均衡的客观结果,通过企业控制权的归属方式集中体现出来。因此,进行企业机制变革,必须从企业利益结构出发,创造条件改变企业成员之间的博弈均衡状况,从而促成企业控制权的转移。本文以一个样本企业为例,通过考察该企业从兴旺到衰败、从衰败到再生、从再生到面临新风险的过程,探讨了企业机制转变的条件、动力和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制度建设的思路和建议。     

共同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制度环境和治理效率

本文在分解的两权概念下,在兼顾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框架中,运用博弈论来分析不同制度环境下,这些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导致的治理问题,并对代表不同制度环境和不同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及东亚家族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得到的重要启示是风险制造人与风险承担人应该对应;决策控制权与决策管理权应该分离;应通过强化各类市场竞争、完善控制权机制来构建高效的公司治理自适应体系.     

公司实际控制权、社会资本控制链与制度环境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剥夺问题的原发机制除"股权控制"的经济性因素外,还应该考虑许多复杂的社会性因素,其中社会资本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点。承续前期的研究,本文以"股权控制链"和"社会资本控制链"为引,将影响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制度变量引入研究。通过构建"社会资本控制效度模型",阐释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社会资本强度与企业实际控制权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当企业的社会资本强度一定时,企业的环境越以非正式的制度为主,则越有利于实际控制人利用社会资本控制链对公司进行控制,实际控制人拥有的剩余控制权越多,其可操纵企业的自主行为空间也就越大。当企业的环境越以正式制度为主时,则越不利于实际控制人利用社会资本控制链对公司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