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经与1934年广州文化论战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讲,引发了１９３４年广州文化论战。面对反对 者的诘难,陈序经等人以岭南大学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言论,进一步阐明了全盘西化的文 化观。这场论战反映了３０年代广州思想界的基本特点．并成为１９３５年全国性文化论战的 预演。     

本位、西化与1935年文化论战

“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是 1935年文化论战中各执一端的两种思潮。“本位文化”论的官方意识形态背景十分明显,但并不能脱离思想界整体西化的现实;而“全盘西化”论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思想统制的疏远和背离,却并未丧失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这一论战更多地显示出“西化背景下的本位”和“民族立场上的西化”的复杂矛盾。     

民国时期的文化论战与“国学”复兴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的中国社会在强势渗入的西方文化影响下,走上了一条变革求新之路。在这个不断拓展的开放过程中,中西文化之争日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迫切问题。虽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化的大趋势已成定局,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文化的优劣利弊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20世纪20、30年代曾经引发了西化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几次大论战,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现实处境的变化而出现了国学复兴的文化趋势。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中却运用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分析相关文化问题,这在客观上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这次规模宏大、论争激烈的论战中,论战的参与者们提出了中国的文化发展之路亟待厘清的一些重要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这些思考也给予马克思主义者以启发和借鉴,不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三种文明”观

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东西文化论战,幻想着以"中体西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国人已超越东西方文化局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全新的"世界文化"这一意识,而李大钊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把"世界文化"这一意识与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结合起来了,构成了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二种文明观.     

中西文化论争与现代政治文化哲学的凸显——兼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现代政治文化价值

文化论争是现代性追寻的深层映射,中华民族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伴随着中西文化的论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中西文化论争的基础上,立足于唯物史观,阐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文化观,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西文化论争中有关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应答.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论不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理论指导,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中苏十年论战的缘起新论

中苏论战源于中苏两党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道路的不同理解,主要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的一些新变化的认识差异,特别是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新成果之后,中苏两党便按各自的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断,并据此相互指责与批驳。     

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

陶希圣,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名要角。其著作行销一时,言论远播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本文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考察其参加论战的缘起,认为陶希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率先投入论战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论战中,他代表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却仅是改组派中满怀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     

评陈序经的"文化圈围"理论与"全盘"西化观

陈序经在吸收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础上 ,创立了他的“文化圈围”理论。这一理论认为 ,在世界上的文化广泛联系之前 ,它们都各自成为一个“圈围” ,每一个圈围都包含许多的成分 ,这些成分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 ;一方面的波动必然影响到别的方面 ;它们只有程度的不同 ,而没有性质的差异。正是根据这一理论 ,陈序经得出了“全盘”西化这样一个极端的观点。因此 ,这一理论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全盘”西化观的性质     

战时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执政的国民党通过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高校中设立党部及对出国教授进行政治集训等方式,加强对知识精英的操纵和控制。但大学教授在国民党化过程中种种表现只能看做是其拥护抗战的政治姿态,并不能说明教授已经成为国民党忠实的追随者,从结果来看,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也并不成功。     

论抗战时期上海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抗战时期 ,上海知识分子在日伪统治下的分化是显著的 ,他们走了不同的道路 ,有着不同的心路历程。其中 ,一部分人在现实的重压下不为所动 ,一面承受着严酷现实的强大压力 ,一面寻觅着抵抗的道路 ;有一些人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还有一批知识分子步入歧途 ,甘愿随波逐流 ,甚至与日伪势力同流合污。     

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

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 ,是在 194 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继上海西商众业公所① 之后兴起的证券市场。在此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上 ,华商产业证券第一次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角 ,并在数量和种类上创造了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记录 ;但在市场投机手段翻新以及出现产业与金融集团结合的企业集团方面 ,同样创造了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上前所未有的特例。本文是对这一段史实的介绍和分析     

论抗战时期山西流动剧团的舞美装置

抗战时期,山西流动剧团的舞台美术形成了简易与经济并重的特点,各剧团通过自制、缴获和接受捐助等多种方式,添置了服装、道具、布景等舞美装置。山西流动剧团舞美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贴近民众进行政治鼓动与文艺宣传方针的体现,反映了戏剧演员从自发表演到自觉抗战的思想变化,展现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壮大。     

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的生存状态

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的文学界人士。以抗日救亡为主题,重庆作家创造出了繁荣的抗战文学。时局的动荡不安、经济通货膨胀,使得重庆作家生活日益艰难。然而,危机时局也激发了空前高涨的爱国热忱和创作欲望,从而形成了陪都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重庆作家们也承受着较大的精神压力。     

抗战时期上海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上世纪30、40年代,上海的中外人士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支持,使这个东方大都市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战场.中国人民、上海人民大力支持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且以实际行动救助来到上海的各方难民.同时,中国人民、上海人民的全民抗战,也得到了在沪、在华外国侨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研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上海的活动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果,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重要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徐悲鸿艺术创作题材的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足迹踏遍整个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诸国。经过八年抗战血与火的历练,他完成了他艺术思想的历史性嬗变从着眼历史到立足现实的创作实践,从而赋予他艺术具有革命时代意义的活力,以及给中国美术界人物画带来本质的变化。在抗日救亡的大时代和社会大动荡中,徐悲鸿通过艺术活动及艺术创作来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支持大后方如火如荼的抗战美术活动。     

抗战时期中国特矿运输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的钨、锑、锡、汞等特矿大部销往国外,以换取抗战急需的军需物资。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特矿运输采取了铁路、公路、水路、航空、驿运等多种运输方式,运输路线也经历了一个由东南沿海向西南、西北内陆逐步推移的过程。在对外交通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和资源委员会竭力维持和开辟国际通道,为保证特矿运输、维持国际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     

重庆抗战“四大家”旧居及其文化延伸探究

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陪都成了当时中国的缩影。如今重庆在不可思议地高速变脸,成为西部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然而那些曾经承载着全国人民抗战信念的人和事也在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快餐文化方兴未艾的现代,这些雾都名人的痕迹消失了,但是名人名居确实还存在空间中,有了这些遗迹史实资料,掌故得以展现,这对后世艺术史学界研究以及提升重庆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延伸作用。重庆“遗址”就是留给我们最好的现存文化,是继文献之后最重要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