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虚词复杂性及其成因说略

文言虚词,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杨树达《词诠》收集的五百三十四个虚词,全是单音节词。这就形成了文言虚词既不同于文言实词,又不同于现代汉语虚词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既是书写单位,又是语音单位,又是意义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言虚词,是字形、语音、词义的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本文想从这个角度,运用古今汉语比较的方法,对文言虚词复杂性及其形成的原因,作些粗浅的探讨。     

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观疏解

20世纪以来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断举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试图在争取国家独立富强的同时,发扬传统,重建起独立的民族新文化。钱穆的整个学术活动,就具有这样的时代和文化流派特征。厘清了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线索,实际上也就抓住了其整个学术路向演变的主脉。     

论中国现代自由体诗与西方现代文化之关系

中国现代自由体诗是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催生了新文学革命,白话代替了文言,新体诗代替了旧体诗,白话成为自由诗的基本特征;现代诗人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由的文体形式成为其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具体表现;现代诗人具有了平等、民主的观念,白话、自由体诗成为诗坛主流,民歌体成为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诗体发展呈现出大众化趋势。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为应对西式流行话语和现代政治转型的挑战,钱穆立足中国传统,围绕法治问题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他的法治新诠包含三个递进层次,即普遍性的系统规则和制度、立国宪制、政体安排。钱穆强调现代中国的文明政治需要充分重视民众的自由刚健精神与国家的优良公共治理,在立国宪制中维系一种自由进取的衡平精神。基于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的保守化处理,钱穆构划了一个以贤能政治家群体为中心、尊严与效能相维制的衡平政体。其论述一方面包含了对传统礼治、法治的现代阐释与评估,另一方面引入对西方传统的别样审思,呈现出“新诠”之为新的双重指向。     

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重视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把礼文化放在核心地位。钱穆对传统礼文化价值的评判素有主见,对传统礼文化秉持扬弃的态度。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之形成离不开先祖、父母的教诲及家乡等地传统礼文化的环境影响。     

韩邦庆《太仙漫稿》的“接受”与“创新”美学

韩邦庆的文言短篇小说《太仙漫稿》诸篇,在《海上奇书》中连载,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新的大众接受方式,读者在接受过程的被动与能动昭示了晚清中国小说的接受美学。他的"出新"、"独造"的美学追求,反映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别样翻新、对传统题材的另类书写,他在世故人情中突破寻常情理塑造女性形象,将致力写实的小说与注重隐喻的寓言融合,在实践中构建了属于韩邦庆的小说美学。     

绵亘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民初报刊文言短篇小说的精神特质

民国初期(1912-1919)的文言小说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异常活跃,尤其是报刊上发表的文言短篇小说成果颇丰。民初文言小说在形式和创作手法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在思想上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对理想社会政治图景进行了描绘,表现出了旧体文学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变革精神。这些精神特质既是对文言小说传统精神的延续,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吸纳,从而让民初文言小说成为我国小说从古典向现代过渡的纽带和桥梁。     

中国古代的白话学术与文论

中国文化／文论的“失语”已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有人片面地把文言等同于传统文化,把白话文等同于现代文化,因而认为在文言被废弃的今天,不可能再接续传统文化的血脉,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际上,文言与白话乃是同一语言系统在历史发展变化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古人早已有用近乎当时口语的“白话”来进行言说的传统。此文初步勾勒了中国古代白话学术与文论的发展脉络,试图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供某些启示与参考     

语言变革与五四散文的“个性”表达

文学语言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散文“个性”的表达。白话代替文言的新文学语言变革带来的不是“可以”表达个性,而是表达了文言所无法表达的“个性”内涵。文言表达的“个性”是指与正统相对立的那些价值观念,其话语方式还是文言的。与此不同,五四的白话语言首先是一种自我的言说方式,它为个体的任何形式、内容的表达敞开了空间。通过白话及其言说方式,现代散文表达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个性”内涵。从语言变革角度可以更好的认识现代散文中个性内涵的表达问题。     

钱穆对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认识及其局限

钱穆从社会形态的视角,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士人阶层为社会政治领导者的平民社会,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典政治以选拔贤能参加、组织政府为主导原则,并由此建立职权分配细密的职官制度。钱穆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央集权过度、地方政治衰败,社会的平铺化导致社会缺乏力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结构性缺陷。钱穆先生的局限在于欠缺现代自下而上的权利观念的视野,还在古典政治的理想中寻找解决其弊病的途径。      

钱穆论“中国文化的精神”

钱穆认为,文化是大群的生活,历史即全部的人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是维系和推动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核心。钱穆向往儒家的精神境界,毕生奉持的也是儒家的立身原则。钱穆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     

从“秋兴”情结看中国文学的自省精神——读钱穆《晚学盲言》札记之一

现代学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秋兴"情结研究颇多,但钱穆从中国文学深层的"人生自省"视角出发,对"秋兴"文学所蕴涵的生命自省意识的解说,无疑为我们反思中国文学自身的自省精神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自由主义话语与人文精神——关于沈从文

作为一个不加入任何党派团体的自由主义者,沈从文的创作历程、生命历验都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与主流话语疏离的边缘姿态使沈从文的创作成为与新文学运动、革命文学相异的另类写作,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民间写作。沈从文的一生从开始写作到最后搁笔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命运的真实缩影,具有典型意义。沈从文作品在对平凡乡村生活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对千年不变的生存方式的隐在思考,既有着对生命庄严和美丽的感慨,也有着对愚昧、静止背后的隐痛和担忧。到底是用传统文化来救弊现代理性,还是用现代文明来纠偏乡村的野蛮愚钝,这是沈从文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的民族道德重建中需要理清的问题。     

吹向西方的东方杏花--庞德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吸收与传播

本文梳理了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学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之后,主要介绍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兼学者庞德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儒学著作的翻译及其在他宏篇巨著<诗章>中的运用,看出庞德一方面把中国古代文化看成是他思想和艺术追求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又把孔子的儒学看作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庞德一生致力于把中国古代文化介绍到西方去,让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传播,使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大放光彩.     

缘悭一面的两位浙大先贤:夏承焘与钱穆——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

文章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考察了夏承焘眼中的钱穆在学术界崛起到闻名的影响,分析了两位学者与浙江大学的渊源以及和《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现代学术生态中学人与大学、学术与媒体等多方面的互动及钱穆学术转变的历程。     

钱穆《师友杂忆》三师事迹补正

钱穆先生早年曾有一段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师的经历。有学者业已质疑钱先生晚年撰写的《师友杂忆》一书中,关于这段时期的回忆,存在一些不尽准确的地方。通过对钱穆的回忆录、著作及大量相关资料的梳理考辨,指出该书第七章中至少还有八处表述不清或者根本错误的文字。     

从肉体到乌托邦:穆旦“玄学”的一个侧面

玄学,是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穆旦诗歌中的一个异质性特征。通过诗学与生命的实践,穆旦的诗和诗的穆旦构成了一体同构的内在关联。穆旦的玄学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殖民和本土两重身份,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出走与回归、光明与黑暗的动力和主题。以肉体为本位的穆旦式的玄学,一方面对乌托邦话语具有解构效应,另一方面则因其固有的浪漫精神,重新以隐蔽而执拗的方式皈依元叙事形式的乌托邦。     

穆木天文学起点与日本因素

穆木天早期留日经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极具代表性。日本留学生涯使穆木天由立志工业救国,转而走向文学,沉溺于象征主义,继而写作了被称为中国象征主义宣言书的《谭诗》,期间他的创作激情也得以激发,出版了诗集《旅心》。日本成为穆木天文学的起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穆木天以后的文学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