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与儒家心学

中唐时期,李翱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阐发以心性道统为主线,带有鲜明的心学特征:一是“以心通”承道统,为儒家道统说引入传统心性思想内涵;二是以心性开经典,推崇和阐发《礼记》《孟子》等著作中的心性思想资源,明确将《中庸》定义为心性之书;三是以“复性”为工夫,强调内在的心性修养,对儒家心学的创建有发端之功.     

试论陆九渊的儒释道三教会通思想

陆九渊面临的时代课题是构建一个可以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在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的背景下,陆九渊不可避免地要与禅师道士交往。陆九渊与佛道交往为其思想的形成储藏了丰富的营养,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资料。陆九渊对佛道的利用与吸收是全面性的,涉及到本体论、心性论及修养方法等方面。陆九渊站在维护三教所均有者与承续孟子道统的立场上,主张三教会通,吸收佛道的思想,以道外无事的本体论、心即理的心性观及发明本心的修养方法为纲要建立了融通儒释道三教的心学体系,成为儒家主张三教可以合一的第一人。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儒佛之际与宋初性无善恶说

汉唐儒家“罕言性命”导致长期的颓势,与善恶判断直接联系的性三品说解决不了“天何不平乎”的问题,宗密围绕“本源”对佛、儒优劣的评判暴露了儒家的窘境。从李翱到欧阳修,《乐记》、《中庸》的资源受到重视,“人生而静”和“天命之谓性”开始结合,先天本性无善恶为学者所接受,并由此展开了儒家的“复性”之路。性无善恶的思考开始于佛教,从惠能到延寿,明确提出了“性无善恶,能生善恶”之说,使理论的重心从千年来着眼于善恶判断的人性论,向性体与善恶相状相互作用的本体论转化。欧阳修奋起反佛,彰显礼义以作为“胜佛之本”;契嵩批驳欧阳修的辟佛论而大倡儒佛和合,但在性无善恶的问题上,二人实际上又走到了一起。以佛家为先导的性无善恶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哲学以性为本观创建的开始。     

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

家心性学说的创建,别开生面地建构起了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探究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有利于深化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凸显儒家"心性论"的价值意义.     

论焦竑《论语》诠释的特色

作为泰州后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焦竑承继阳明心性学说,既得其学术真谛,又拔新领异,多有创见。他不仅主张心性道合一、心性本空,而且提出了以“知性”“复性”为内涵的“尽心至命之学”,成为心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焦竑不仅引用佛道学者之语,而且引用佛教教义、道家思想,以期通过《论语》的解读,实现三者的融合。适应考据学兴起的潮流,在解读《论语》时,焦竑也十分重视对《论语》中名物典制的考订,其中既有对前人的承袭,也有推陈出新。     

隋唐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向

本文指出隋唐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宗教哲学的突出地位,从而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思想文化格局。隋唐哲学是繁荣的,儒家哲学在天人关系理论方面也有新的发展。然宇宙论和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已不是唐代哲学的中心,最能体现唐代哲学特色和最高成就的是关于心性的学说,心性论作为人学形而上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学说,一种人生哲学。唐代的心性学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向,成为宋明新儒学的源头活水之一。     

老子的理想人格说

一中国哲学,一向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做人。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哲学,虽以天道自然为宗,但深究起来,本意仍在于人生,即欲求得一个理想的人格。老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一个极为深奥幽深的境界,他称之为圣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亦是圣人,不过,儒道两家对圣人的阐释却相去甚远。儒家彪炳的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语),荀子解说为“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把圣人视为人类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者。老子所追求的圣人品格是“尊天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庄子解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庄子·渔父篇》)。可见,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自然无为的道的最完满的体现者。所以老子认为,天之道,即人之道,即圣人之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以下引文只注章次)。人是天道自然的产物,应当服从于道,故道的本性怎样,人的本性亦该怎样。可是,普通人为私欲所蒙蔽,失去了道的本性,唯有圣人尊天道以明人事。他说: “天之道,利而不害”,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故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天之道,……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第七十三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老子以“天之道”和“圣人之道”——对应的用心,就在于为人生确立一个不容怀疑的最高标准,即“无为”。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圣人的基本品     

《大学》之道与孟荀义理

《大学》一文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文献,是先秦儒家心性学说的深刻总结。《大学》与孟子、荀子的义理关系非常密切,从孟子、苟子的学说入手阐发《大学》的义理是很必要的。《大学》的八目中诚意、正心这一正德路向体现了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格物、致知这一求知路向体现了对荀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大学》八目由内而外,层层演进,是合内外之道,是对二者学说的贯通。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

北宋时期,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儒家学派从学术思想上对佛教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北宋儒家学派的排佛论,除了继承前代思想从道统、伦理、功利几个角度批判佛教外,还在佛教最为擅长的存在论、心性论上与之展开论辩,以儒学的一贯之道批驳佛教学术的偏颇与反常,从而促进了儒学自身的创造性转换。     

李翱的复性说

李翱,字习之,今甘肃渭源县人,是唐代与韩愈齐名的思想家。中国哲学自隋唐起。开始了儒,佛、道三教既斗争、又融合的大势.李翱是从儒学的立场为对抗佛、道,面又阴取佛、道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复性说,就是其理论表现.一、虚构与现实李翱为了给他的复性说提供历史根据,虚构了一个以孔子为起点,而自秦废缺的圣人之道。他在《复性书》中说,这个圣人之道最先由孔子传给颜渊等弟子,其后被授给孔子之孙子思,子思于是著为《中庸》47篇,再由孟子承继,孟子又传授弟子公孙丑等.遭秦始皇焚书,《中庸》被毁掉46篇,残     

儒家抑或法家:论桓范的政治伦理思想

桓范是魏晋之际不可多得的儒家人物,从残存的《世要论》来看,他把阴阳五行论与儒家学说结合,主张德治为主,德刑合用,强调君德与臣道之不易,认为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并以"慎刑""息兵""节用"作为"得民心"的具体措施。这些观念,明显受到孔孟尤其荀子学说的影响,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再现。所不同的是,由于桓范曾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与当时诸多权力人物进行过"肉搏",具有一线的政治经验,这使得其思想与孔孟尤其荀子相比更具有现实性、操作性。但他仍坚持了儒家的理想和原则,没有滑向曹魏统治所青睐的法家。他是一个极富理想又具有实践精神的儒家,将之归于法家有失妥当。     

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

马一浮的《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两论著,分别有两篇和六篇以"义理名相"的副题来标谓。虽然这部分内容仍属于"六艺论"的范围,但理念和方法上,实际上是马一浮建构的融通儒佛而又辅以因明之学的新义理学说。如果说"六艺论"的旨趣在于追溯中国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祖述与重建先秦儒家学说的思想结构,"义理名相论"则是马先生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六艺"义理的阐扬与发明。宋儒的学说就是义理学说,所不同者,宋儒辟佛,马先生不仅不辟佛,反而认为融佛是释儒的不二途径,故以新义理学说称之。"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和"六艺之人",是马一浮"六艺"学说的义理内涵及功能构成。"六艺之教"的教化与化成的过程是怎样具体展开的,以及如何运乎一心而能够更好地为受教之人所接受,亦即怎样施教才能育成"六艺之人",这是"义理名相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玄德与圣人体道——论《老子》圣人观的哲学意蕴

圣人是《老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具有与道为一的玄德。《老子》经过对当时无道君主的批判和考察、分析“古之善为道者”的基本特征,提出玄德的内在规定性是自然无为。《老子》认为,圣人之所以能与道为一(其标志是拥有玄德)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圣人可以自觉地认同道所显现的境界;其次,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工夫,他能洞察人与天地万物的本性;此外,圣人遵循自然无为原则来教化百姓,使其得以按照自己的本性生存。正因为圣人既可以通过“为道日损”的方式体认人与天地万物为一的最高境界,也能用自己的“德”来范导众人最终达到自然无为的理想生存状态,所以他才会具有玄德。今天,我们通过从哲学的层面来解读《老子》圣人观,最终会发现它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以天人合一为指归,并凭借绝圣弃智的方式来实现人之本真存在的前形而上学哲学形态。     

论先秦儒学心性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主题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的心性思想将"心"析为三义,而"性"的范畴具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中介性质.先秦儒家心性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孟子和荀子提出了迥异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其症结有三一是"性"之定义的歧义;二是应以何者作为参照标准判定人性;三是圣人与凡人之"性"有无区别.围绕着如何实现或转化人之心性的问题,孟子以"尽心知性"论,荀子以心知"道"论作为答案.孟子言道德心以及内省自反,而荀子分疏了认知之心的感知与分析综合两种功能.     

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性自命出》的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心性学说的推进

心性学说是儒家理论开展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先秦儒家心性理论的发展过程却并不明晰。《性自命出》作为郭店楚简儒家类文献的重要篇章,蕴含丰富的心性思想,其中关于性命相通、性之善恶、性情一致、心取性出、身心一致等观点,对理解孔孟之间百余年间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朱子对儒家忠恕之道的创造性诠释

朱子认为忠恕之道是先秦儒学传承的核心义理,他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忠恕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他从天地的忠恕、圣人的忠恕和学者的忠恕三个层面理解忠恕之道,分别开显了忠恕之道的本体论、境界论和工夫论内涵.他认为本于仁德发用的恻隐同情之心是忠恕之道的基础,阐述了忠恕之道的心性论依据;认为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忠恕之道与格物致知是相同的为学工夫,但两者表述思路存在很大差别.     

试论杨时理学思想中的佛学倾向

杨时以诚为核心,赋予诚意直心、忠信、自然随顺天道的内涵,反对私意,争胜急利之心以及权谋机巧,并将诚意上升为天道,以天道自然说明人道自然,其范围并未超出传统儒家论"诚"的框架.杨时的思想基点是儒家思想,他对佛的批评与认同都是从肯定儒家学说的意图出发的.杨时是儒家思想忠实的拥护者.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