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审美泛化论”的悖结与文艺审美论研究的现实问题

审美泛化论是当前文艺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一方面,它通过言说文艺审美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的源流关系,将后者纳入文艺学的理论视域;另一方面,又认为文艺学难以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需要转型走向文化研究。这种理论逻辑具有明显的矛盾性,并暴露出当下文论研究中“审美”内涵的漂浮不定和“审美本质主义”的存在等突出问题,值得重视和检讨。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面向问题综合创新——2013年度文艺学研究前沿问题论

 在文学研究中,文艺学向来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理论前沿;在所谓“后理论”时代,2013年度的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在有效“介入”现实世界,以及学术创造或突破上取得了一定实绩,显示了我国文艺学研究持续发展与创新的强劲态势。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文学怎样“动”文化

文化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它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可以进行对等理解。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对抗文化”,而是“尊重又不限于文化”;不是“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更不是“文学超越文化”。     

文艺学的学科身份重建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艺学身份重建,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主义坚持文艺学中的元理论、科学性、经典化;反本质主义重新定义文学性、文学自主性,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反思文艺学的学科性。在重建文艺学的思路上,一派主张在文艺学内部进行调整,拉近与现实的关系;另一派主张从文艺学外部重建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前者的优势在于拥有体制性的确认和多年的学科底蕴,劣势在于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对日新月异的文学、文化现象反应迟钝,与社会现实、大众实际的文化活动、文艺实践等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后者的优势在于紧跟社会、时代的文学、文化节奏,对崭新的文学、文化文本具有超强的敏感,善于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劣势是过于偏爱的西方理论,自我理论创新不足,解构有余而不足以建构的文艺学新的文化身份。     

除了“阐释”，文学理论还能干什么？

“阐释”是对既有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的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的实质都是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避免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强制阐释”,追求“对话性阐释”、“适度阐释”是文论界的共识。“阐释”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理论观点和理论态度,但“阐释”的侧重点却不在于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于“强制阐释”,而在于“阐释”本身。对“阐释”的较多关注,对新的理论建构的有意回避,是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缺乏个性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学浙军”的现代境遇

“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吴越文化的影响下,“文学浙军”取得了独特 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表现在吴越风情、吴侬软语和江南文体三方面。与此同时 ,“文学浙军”也面临如下挑战：对吴越传统文化的正确体悟问题,如何面对上海文化带来 的影响及缺乏创新精神和理性精神的问题。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论潘天寿及其作品的“台州式硬气”

潘天寿作品的特色是坚硬.潘天寿的喜好、性格、品质皆与"硬”有关.潘天寿性格及作品特色的形成,与他故乡宁海的土地有关.     

实践理性辨析

实践理性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必然蕴含着的理论内容，更是当代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实践是理性的真实之所，理性是实践的重要特征，因此,必须从实践与理性的内在结合中揭示实践理性的本质，从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比较与对照中揭示实践理性的特点，从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探寻实践理性的基本形式。     

"QQ":公共空间的双重逃逸

网络聊天已经逐渐成为现代都市人时髦的交流方式,这是一种依赖文字和现代技术的赛博空间叙事.这种叙事,既是对传统聊天的重建,也是对现实生活以及公共话题的双重逃逸,其结果,一是人的感性身体经验的缺失,二是人类内在自我中的非理性成分极度膨胀.     

"QQ":公共空间的双重逃逸

网络聊天已经逐渐成为现代都市人时髦的交流方式,这是一种依赖文字和现代技术的赛博空间叙事。这种叙事,既是对传统聊天的重建,也是对现实生活以及公共话题的双重逃逸,其结果,一是人的感性身体经验的缺失,二是人类内在自我中的非理性成分极度膨胀。     

宪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应用法

只有把宪法首先看作是法、应用法，公民的宪法权利才能由“纸面”还原到现实，才能确保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为此，建立宪法的诉讼制度势在必行；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机关权力之间关系的法，因而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关系，而不应规定太多的政策，宪法学的研究应致力于这一关系问题。     

当前高校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困难及解决对策*

从高校发展所处的外部大环境、高校自身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和高校腐败案件的特点三个角度，分析了当前高校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困难、原因及高校腐败的危害，并就高校如何反腐倡廉提出了加快推进社会转型、牢固树立并秉承“以廉立校”的建校育人思想、积极探索高校的外部监督机制等对策建议。     

论行政学术化与高校学术-行政权力关系的协调*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构成了大学治理中的二元权力结构,既相互制约和补充,又相互冲突和交锋。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存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挤压,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泛化和学术权力的缺失。行政学术化遵循以学术为本位的思路,以构筑具有学术背景的学术行政管理阶层为中心,是对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尝试。     

从科举制看人才选拔的进步性*

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从纵向看,有原始部落“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商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汉朝的察举征辟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近代社会有文官考试制度和公务员制度.从横向看,有选官制、学校考试制与特殊人才选拔制等.总体上来说,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这里拟从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入手,来探析人才选拔制度的进步性,从而做到最优化地向社会输送人才.     

弱者的诉讼:过程与策略

运用参与观察、访谈法,对一起业主委员会诉讼开发商民事纠纷案进行了法社会学考察。在充分展现原告寻求法律、准备案件材料及庭审过程的同时,重点分析了相对弱势的原告方及其代理律师的行动策略。研究发现,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时,处于弱势的当事人在不同的法律阶段,始终维持对律师有限度的信赖感,保有自身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策略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一是通过寻找法外力量,如借助媒体造势寻求力量平衡;二是控制出庭人员结构以及庭审情境。弱者的诉讼策略对型塑其法律意识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