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魏晋隋唐间的兴亡论——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一种阐释

关于朝代兴亡之故的讨论,既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魏晋隋唐间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对兴亡之故的探索比前人有了更丰富、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兴亡之故探索的连续性和走向系统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不论是"兴亡论",还是"辨兴亡",都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和对于历史的深刻思考。在这些讨论与探索中,历史与现实、史学与社会都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历史意识与忧患意识相结合的特点。尽管这是当时政治变动提出的问题,但人们对兴亡盛衰之故的思考与探索,都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阐述,从而把理论探讨引向深入,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遗产,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统论"的演变及其文化功能

从"大一统"观念到"正统论",以及正统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而且蕴涵了重要的文化功能.     

历史"通变"思想的深入与嬗变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大一统"思想的萌生及其发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历史文化认同趋势中的"夷夏观"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之关系思想的发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关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人们有不同的认识.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认为史学应该同现实、同社会要保持一定距离,甚至认为史学最好"超越"现实,21世纪史学应该"降落民间",这样才能避免史学泛政治化.这些看法实际上是把史学作为"纯学术"看待,不很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由此看来,讨论史学与政治究竟有没有关系,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值得重新认真讨论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值得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认识清楚的现实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回答,不仅会影响到史学自身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方向的认识.     

后发展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三元化与政治发展逻辑

发达国家的合法性状况可以类型化为一元模式,即传统政治价值与现代政治价值之间是连续的,是由传统政治价值"自然"演变而来的,并非是外来的.与此相反,后发展国家的合法性状况呈现为二元形态,即本国的传统政治价值与从西方传播而来的民主政治价值形成二元格局.合法性本身具有规范和经验的二元性,合法性的二元性有可能导致政治理念与实际政治过程的脱节甚至背离.这种状况将规定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内容及其发展逻辑.后发展国家是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中启动和推进政治发展进程的.后发展国家的国际环境可以类型化为"先进一落后"二元结构环境,而国内环境则可以类型化为"强国家一弱社会"二元结构环境.合法性的二元化与发展环境遥相呼应,进一步规定政治发展的内容和逻辑.本文在合法性、发展环境、政治发展的框架内,讨论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的逻辑.     

宪政制度: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刚性"基础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忠诚的问题,它直接关涉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与秩序状态.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一般把合法性维系在意识形态和有效性的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则更多地依赖宪政制度来维系其合法性基础.现代社会,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日益普及和增强,宪政制度已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刚性"基础.因此,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建构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宪政基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21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党内民主化"论

"党内民主化论"是近年来一些政治学者为探索中国实现政治民主的具体途径而提出来的、在尊重执政党权威合法性与现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基础上的政治发展战略设想.它主张通过发展党内竞争性的民主机制,来引导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相对于民主问题上的西化论而言,它更具有温和性、渐进性与务实性.本文试图考察这种思想主张的基本观点、产生的背景、内部两种观点的区别与各自的可行性、知识分子与决策层对这一思想主张所作出的反映,并进而分析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文化以"阶级斗争文化"和"社会主义的伦理文化"为主要内容.从根本上说,这种政治文化来源于毛泽东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建立一个纯粹由工人阶级构成的同质性的社会共同体.在建立同质性社会共同体的实践中,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元化的政治文化,这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邓小平则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乃至更多的社会阶层共同来建设.所以,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形成了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合"型政治文化.从积极方面来说,政治文化的变迁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这对于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理"与"势"、"理"探讨的深入

对历史发展的"事"、"势"、"理"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而司马迁汲取前代认识,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其撰史目的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寻找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事理和法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更替之故,认为社会的进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宋朝以后的史学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家提出的"事"、"势"与"理"等范畴,并以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来揭示历史变化的法则,凸现历史理性精神.     

文化理论的兴起

文化理论的真正兴起是 2 0世纪 60、70年代以后的事情 ,尤其是 70年代以来 ,不同形式的文化研究传统综合了社会理论、文化批判、史学、哲学分析以及政治分析等领域中的有用成分 ,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 ,西方文化研究领域自此从单纯地解读文化概念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对文化进行理论阐述的阶段     

哲学与政治的相遇--论雅斯贝尔斯的政治哲学

本文围绕雅斯贝尔斯的前后期政治著述活动,探讨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特征.雅斯贝尔斯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是他关于社会与国家的理念以及"新政治"思想.雅斯贝尔斯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将哲学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用理性贯注每一个生存,有意识地处理共同体与个人、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权威、合法性与道德性、秩序与暴力之间的矛盾,从而使生存变成交往性的生存,使个体达到自身,使社会达到统一.雅斯贝尔斯政治哲学的宗旨是人类的统一、世界的统一.作为普遍交往的政治哲学,雅斯贝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有助于人类从全球意识出发,共同选择未来、开辟未来,并对此共同负起责任.     

政治发展陷阱与政治发展资源——国家能力理论视野下的政治转型与政治发展

强调国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自主性的国家能力理论,事实上把新兴国家推向了危险的政治发展陷阱: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巩固日趋依赖于政策表现.这种政治发展理念因而成为新兴国家政治动荡的根源之一.新兴国家要充分挖掘并发挥传统文化和基本国情为重点的政治发展资源的作用,广泛宣传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形成对国家认同、目的、意义和发展战略的普遍共识.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外国史学理论热点问题研究

2007年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发展,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学者们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自觉地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当前的历史现实中来,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其二,人类历史进程重大理论问题始终是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对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 根本任务、 重点内容、 基本原则、 基本方法、 队伍建设和领导管理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发展,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新经验:尊重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客观现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继承与创新并举的价值理念等.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文化史观的同时确立了文化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从"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为出发点、以人的生存方式为本体通过精神生产、社会意识等理论建构其文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在本体论上实现了从实体论向存在论的转换,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从既成论向生成论的转换,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了文化史观上的革命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