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融作品研究

马融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文学成就也相当突出。他的散文作品为我们整体融铸出一个血肉丰满的马融。其辞赋在模拟中有创新,体现出马融的才情以及东汉赋的发展变化。     

经学“本”“说”辨

经学“本”“说”辨马育良关键词：经学，经说，古文，今文汉世经学分野应包含文本古今之别和经说古今之别二义，这一点早为东汉荀悦所揭．橥。苟氏《申鉴·时事篇》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     

“仕而优则学”疑为“仕而优则教(■)”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孔子弟子卜商(子夏)说的两句话,见于《论语·子张》篇。对于这两句话,从东汉至今近两千年来有很多人做过很多次的注释。这些注释虽不尽相同,但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什么根本性质的差别。如东汉马融说“仕而优则学”同于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三国时何晏作《论语集解》,采用了马融的解释。北宋时邢禹作《论语正义》,又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解释为“人之仕官,行己职而优,间有余力,则以学先王之遗文也”。南宋时朱熹作《论语集注》,在解释子夏这两句话的时侯,也说:“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明清科举,     

“郑学”四论

在汉学史上,郑玄(公元127-200年)是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他是“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取正”(李谧语)的伟大学者。其学“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后人称为“郑学”。郑学主要成就在经学、文献学和训诂学。本文拟就郑学的渊源、特色、成就、问题,作点概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戴震的“通经”与“明道”

戴震的学术宗旨是“通经以明道”,并在义理、考据和文章这三种学问之途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他对这三种学问之途所作出的那种高下、本末之分的治学态度却常常为时人学者们所诟病。考察他这种治学方法上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矫正清代“经学”之弊以重开当代“经学”之新风气方面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儒学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导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然而不论如何升沉变化,儒学始终是中坚。自王官之学降为诸子,百家争鸣,儒学成为显学。汉承秦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于是经典化。然而东汉与西汉经学异途,魏晋玄学渗入,隋唐佛学西来,遂激起宋儒改造之念,而理学已与经学异趣。及至清初     

“郑学”四论

在汉学史上,郑玄(公元127—200年)是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他是“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取正”(李谧语)的伟大学者。其学“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后人称为“郑学”。郑学主要成就在经学、文献学和训诂学。本文拟就郑学的渊源、特色、成就、问题,作点概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一、郑学的渊源训诂学作为传统语言学的一个分枝,它的发生、发展,是和文献学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的。传统语言学就是文献语言学,是以书面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典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这是“文献”一词的最早出处。这里的“文献”,指历代的传说和文字历史资料。博学多闻的孔子能言夏、殷时代的典章文物制度,但他慨叹文献不足,有许多情况还谈不清楚。今天,我们比孔子所处时代较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魏晋道教哲学三题

一、魏晋玄学与道教哲学 魏晋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个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期,哲学、宗教和学术文化都处于转折关头,发生飞跃。这种转变实际上从东汉末年已悄悄开始,思想界的风气由极端的尊儒渐渐转向于狂热的崇道。 汉末,经学走进死胡同,章句烦琐迷信、迂腐可笑,毫无理论价值可言,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范晔指出:“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确乎是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就连经学大师郑玄也感到了“日西方暮”,开始破弃家法,“依方辩对”,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戴叔伦“非进士出身”辨

戴叔伦＂中进士第＂,唐人诸书均不载,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肇其端。蒋寅先生提出戴叔伦＂中进士第＂的主要依据是＂晁氏藏有戴叔伦全部著作＂和衢本《郡斋读书志》所提及的＂集有马总叙＂。兼以《文苑英华》中收戴叔伦《晓闻长乐钟声》一诗作为其进士及第的旁证。而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考察可以发现,前两者均无法成为戴叔伦＂中进士第＂的有力证据;《晓闻长乐钟声》是否为＂省试＂题目也大可怀疑。在此基础上,结合戴叔伦同时人梁肃、权德舆及五代人王定保的记载,能够得出其并非进士出身的结论。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路径依赖"与儒商精神

"儒商"现象,是一种典型的"路径依赖",一种文化依赖."儒商"精神的核心,是强调经济行为的群体和合.此外,它还强调"洞悉天下物情"的宏阔眼光.它是中国式"智慧"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儒商"精神的局限一是普遍性劳作价值核心和超越性经济动力的稀缺;二是商务活动中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经营法制意识和规程的缺乏.融汇中西商业伦理精华,熔铸全新的商业精神,是新时期经济伦理建设的重大任务.     

儒学视野下的中日“士人”比较

在中日两国古代社会都曾存在一个士人阶层,并且共同拥有儒学这一文化土壤。从＂仁、义、忠、孝、勇＂等儒家道德规范对中国士人与日本武士的人生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等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士人信奉的是道,道义高于王权,捍卫道义是至高无上的使命,讲究志同道合,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相反,日本武士讲究对天皇和主君的效忠,且将之与＂义＂（即情义）联系在一起,对主人尽忠,珍惜武士名分,崇尚勇武。     

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     

思想的高蹈与激情的飞扬——评汪应果的学者小说《海殇》

作为一部学者小说，《海殇》实现了对海军历史题材的突破；作品对历史文化的洞察与概括，彰显了学者小说独到深邃的哲思特点。它采用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以忧患意识和家族情感融汇理性，并以传奇性的情节实现了对高蹈思想的最佳表达。     

《枕中记》与中唐士人心态的转变

《枕中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奇文，然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的艺术成就。《枕中记》所代表的内向性和游戏性特征，是影响整个中唐士人心态的两种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正是中唐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所造成的。《枕中记》作为唐传奇进入兴盛期的标志性作品，同时也是整个中唐士人心态走向重大转变的开始。     

宋代文人的馆阁情结

宋代文人的馆阁情结主要表现在:未入馆文人的艳羡与追逐,入馆文人的自信与自得,离馆文人的思念与追忆,馆职文人对馆阁职名的推崇与维护。宋代崇文崇儒的基本国策是宋人馆阁情结的社会基础;馆阁图书之府、育才之所、文化沙龙的强大功能以及与馆阁功能相伴而生的恩宠待遇,是宋人馆阁情结的实质缘由;宋代文人的结盟意识,对精英集团的渴望则是宋人馆阁情结的需要心理。     

论康德的大学教学思想

康德认为,在自由和自治的大学里,真正的大学教师是学者,他能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有权要求检审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为了促进理智的进步,学者以培养出能自己独立思考、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时时和人一致地思考的人为己任。为此,学者需要教人公开地运用自己的先天禀赋,需要在后天中把人塑造成生活中的自由行动者。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康德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在具体的教学中,康德按照中等接受能力和根据学生的情况授课,同时不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可见,康德的大学教学理念由创造理性规定,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洪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