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

"三纲"是可变的伦理制度,"五常"是稳定的道德原则。"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即使是"三纲",也不全是提倡尊卑与服从,在《忠经》、《孝经》和《礼记》等经典中可以看到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攻击"三纲五常"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所当然的,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只见糟粕,不见精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夫妇顺”是奴役妇女的精神枷锁

“三纲五常”是汉朝反动儒生董仲舒按照孔老二的那套反动的伦理道德炮制出来的。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个“三纲五常”,是反动的《三字经》的主要内容之一。《三字经》里是这样说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讲的是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问题,意思是:做臣子的要服君主管,做儿子的要服老子管,做妻子的要服丈夫管。并且这种服从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三字经》宣扬的吃人的“纲纪”、“礼教”,原是孔孟这伙剥削阶级的代言人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制定下来的,它的流毒很广,影响很深,为害极大,是两千多年来硬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特别是妇女身上的一面沉重的精神枷锁。现在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它进行认真的批判,把封建礼教的余毒,从每个角落里作一次彻底干浄的清扫。     

认同、借用与批判——试论王岱舆对儒家文化的态度

王岱舆适应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需要，积极运用儒家文化对伊斯兰教经典进行阐释。对于儒家文化，他认同修齐治平、三纲和五常等思想；借用诸如“形”、“神”、“理”、“气”、“人极”等儒家学说概念；批判儒家文化不承认天地主宰等思想观点。     

试析明儒李材的《大学》改本--兼与朱子《大学章句》比较

作者详细地分析了明代哲学家李材的《大学》改本 ,并将其与朱子的《大学章句》做了认真比较 :按照朱子的理解 ,则《大学》一书的基本结构应为 :三纲、八目 (经 )———三纲释、八目释 (传 ) ;此“三纲八目”结构成为一种“典型”。此后数百年间 ,人们在阅读、理解《大学》时 ,无不受其影响。李材的《大学》改本则对此有所突破 :李材以其“止修”学说为基础 ,提出了一种以“知止”、“修身”为中心的 ,全新的《大学》义理模式。李材改本为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大学》一文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予以关注     

《春秋》与《孝经》相表里——曹元弼《孝经》学管窥

清末至近代的大儒曹元弼生活于苏州,一生亲历中国近代史之大变革时期,他学尊郑玄,又承清末的汉宋兼治传统,诚为学有渊源之经学家。曹元弼一生致力于发明郑学以通经致用,在《孝经》学领域便有《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孝经校释》《孝经集注》等四种,可谓用力深而持久。就其《孝经》学义理来说,一是继承郑玄以《孝经》总会六经的观念,进一步以爱、敬二字为《孝经》之大义,六经之纲领,认为六经皆爱人敬人之道,而爱人敬人出于爱亲敬亲。二是发挥汉儒奠立的《春秋》与《孝经》相表里的观念,以三纲、五常为二者之共旨,着意阐发《孝经》已蕴含忠孝一理的三纲观念。虽然曹氏此二说均有所承,但他又赋予了新的意义,尤其是第二个观念,虽明显采纳了汉代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之法,但他却强调的是对三纲和君臣之义的维护,而非公羊学以素王改制为核心的革命意涵,这一差异正蕴含了曹氏对时世的回应以及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保守。     

“五常”思想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现代价值

<正>一、"五常"思想与当今时代"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五常",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所谓"三纲"相提并论。"纲"有根本、关键、统领之意,"三纲"即社会交往中三条基本的原则。"常"有不变、恒久、常规之意,"五常"即待人律己中五项基本的规范。     

是谁误解了“三纲”?——答复李存山教授

李存山先生最近在批评笔者的文章中,为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三纲”观念辩护,即把“三纲”理解为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尽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认为它代表绝对的等级划分,让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于权威.本文在回应中说明“李文”对董仲舒、《白虎通》及汉儒存在误解,认为“三纲”思想在先秦儒家典籍里清晰可见,并非汉儒为了适应秦汉以后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而进行的新创;汉儒在强调谏诤方面与先秦儒学无别,其“三纲”思想不能理解为绝对服从或绝对尊卑.将“三纲”归因于汉儒,以为可以撇清一些历史问题,其实是撇不清的.     

《红楼梦》批判了封建“三纲”

《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特别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它深刻而形象地批判了封建的“三纲”。 所谓封建“三纲”,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鼓吹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记·乐纪》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简单明确的十二字,严格规定了封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     

《大学》“知止”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在《大学》中，“知止”与“三纲”、“七证”、“八目”属于同样重要的范畴，它紧密关联着“三纲”的达至、“七证”的获得，以及“八目”的践行。本文试以“知行合一”为进路，从何谓“知止”、“止”于何处、何以能“止”三个层面，对《大学》的“知止”思想作出解析，并指出其当代意义。     

一道五德：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新表述

先秦儒家都将"仁"作为根本之道,或作为比其他价值观念更重要的常德.汉儒受法家"三纲"理论和阴阳家"阳尊阴卑"论思想的影响,将儒学核心价值观定位为"三纲五常",偏离了先秦原儒"仁本礼用"的根本精神,但符合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护纲常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当代儒家或主张"去三纲而存五常",或提出"一本五常"论,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混淆了儒学之"道"与"德"的体用关系,因而不是最恰当的概括.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重塑方向,应当摈弃"三纲"思想,重新确立"仁"的核心、道体地位.而儒学价值观体系中可作为"五常之德"的范畴,应以"义、礼、信、和、敬"最能体现"仁道"的特性.这个新的"一道五德"论,不但从本质上体现了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而且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普世性.     

春秋谷梁学思想探研——关于经典文本的层累性解读

春秋谷梁学基于《春秋》的原典精神,通过《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注疏》层累地解读了《春秋》的政治、伦理和史学思想,具体形成了倡导民本和贤君的“王道”政治思想,以三纲和忠孝为内核,家国同构但以尊君为“天道”的伦理思想,以及以实录和褒贬惩劝为“书法”的史学思想。由于春秋谷梁学的思想忠实地传达了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旨而成为《春秋》的解人,应值得后人研究和珍视。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秩序结构判断

在现实层面,儒家设计并建构了一个超稳定的系统体系,指导和维护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几千年不倒的政治格局,但这种超稳定结构最终还是没能保证其价值目标的整全实现并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出局.这种历史命运和其秩序结构设计的缺陷是分不开的,突出表现在:“己-家-国”的结构设计:家国同构;“内圣外王”的路径安排:目的和手段脱节;三纲五常的秩序规范预制:工具理性短缺;仁政和家长式权威的秩序力运用:政治伦常化.     

舜居妫汭是"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发源地

蒲州姑娘织女,与牛郎结为夫妻,是人神恋爱与天神斗争,大获全胜的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由于西汉统治者标榜孝道,主张“以孝治天下”,所以,儒家文人刘向等把牛郎织女反天命、争自由的爱情故事,篡改成为明显的带有劝人行孝的“董永与田仙”的说教,讹传误导人们两千余年之久。并对有悖于“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的“牛郎织女”爱情故事发源地多所隐蔽、篡改和删削,遂成千古之谜。经考证与研究,其发源地在山西蒲州——舜居妫。     

“三纲”说的原始要义及其现代评价

传统“三纲”说实有两层意涵,其一是指三种伦理关系,其二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包涵了和合一体、主从有别的伦理指向,内蕴了各安其分、一本于义的内在要求。“三纲”作为三种伦理关系,其间存在一种“差序格局”。“三纲”的内在价值在于肯定人伦的重要性,强调人格主体应各安其位、各尽其道。传统儒家伦理对当下的道德建设仍有其启示意义。我们应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所具有的恒久价值。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前驱——以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为中心

顾毓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他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中提出,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冲突,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把之作为“文艺复兴”的前驱,看到二者前后承继、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顾毓琇的这一观点既不同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直接把“五四”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也不同于李长之强调“中国文艺复兴”与“五四”之间存在着断裂转向的看法,而为当今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     

从《再生缘》看陈端生的两性观

《再生缘》这部弹词作品鲜明地反映了作者陈端生对男女地位、价值、才能、品格等多方面的思考,抨击了“男尊女卑”、“女不如男”等传统观念,颠覆了“三纲”“五伦”等封建秩序,并对男女在爱情、婚姻方面的不平等进行了揭露和控诉,本文从以上三点分析探讨了陈端生的两性观,从而印证其激进、自由思想在当世便足以惊世骇俗。     

论社会主义契约文化的“三纲五常”

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契约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既是需要改造和超越的对象，又是可以开发利用的宝库，其建构自身体系时所采用的“三纲五常”的结构方式，就不乏借鉴作用。本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尝试以“自由为人本之纲”、“平等为社会之纲”、“民主为政治之纲”等三纲为主轴，以“利（利益取向）”、“理（理性精神）”、“义（正义原则）”、“信（信用观念）”、“法（法治思想）”等五常为基本准则来建构社会主义契约文化形态的理论体系，以期达到纲常相济、纲举目张的系统效应。     

“率志委和”——《文心雕龙》的审美境界论

“率志委和”是《文心雕龙·养气篇》提出的审美境界的标准。“委和”之说,本来属于阴阳五行的外界境界的专称。中国古代的中医理论,便借助阴阳五行作为它的学术理论的依据。大约成书于汉代的《黄帝内经素问》,其中《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一篇中说:“木曰委和”。唐代王冰注谓:“阳和之气,委曲而少用也”。这里“委和”的意思显然是一种收敛、约束的阳和之气,是属于一种自然界形态说,不是说的审美境界。“委和”语出《庄子·知北游篇》:“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庄子认为人的一切,包括性情、生命、繁衍子孙都是天地所寄托,即是“天地之委”。所谓“和也”、“顺也”、     

试论《白虎通》儒学思想的实现

《白虎通》的儒学思想可概括为体现尊卑贵贱的“三纲六纪”和阴阳五行的神学宇宙观两方面内容。这些思想以对血亲的感情和对天神的崇拜为精神支点,通过以制度保证的一系列教化和严酷的刑罚,在当时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