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行为的相关性

论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行为的相关性赵锡斌本文认为，企业行为的变动是影响宏观经济政策效率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把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与企业行为的变动联系起来进行动态的分析研究，探索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科学地制定政策提供一种理论依据。宏观经济政策和企业行为都是...     

论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行为的相关性

本文认为,企业行为的变动是影响宏观经济政策效率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把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与企业行为的变动联系起来进行动态的分析研究,探索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科学地制定政策提供一种理论依据。宏观经济政策和企业行为都是一种变量,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文章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必然反应,不要一概否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定政策时应事先考虑企业行为可能发生的变化,使政策具有科学性、合理性、配套性、有效性,能够正确地引导企业行为。     

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心理学分析

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问题 ,从而开拓出研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新视角。宏观经济政策失效有冒进放大型、滞后衰减型、发散随意型、累次无效型、反向而动型等表现形式。政策制定主体、实施主体及实施客体的经济行为的背后都经历需要→动机→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心理误区常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出现缺陷 ,两种心理需求影响政策实施主体的态度和行为 ,而政策实施客体的行为则在一定的条件下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     

营商环境改善是否可以提高企业绩效？——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并取得一定成效。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并分别探讨了不同投资行为、不同产权性质、宏观经济景气与否的异质性。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改善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企业投资行为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通过对企业投资行为进一步分类发现,营商环境主要通过缓解投资不足而非抑制投资过度来提高企业绩效；相比国有企业,营商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绩效影响更加显著；相比宏观经济景气时,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更为显著。     

科学发展观的宏观经济政策评价探讨

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用于调整经济关系、调控经济运行等的手段。一般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只一个,而是一个多重目标所组成的目标集,其终极目标应该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传统做法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必须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宏观经济政策评价体系,客观地反映宏观政策的实绩,使科学发展观得到有效的贯彻。     

宏观经济波动、管理者预期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研究

从成本费用粘性角度探讨“宏观经济波动→微观企业行为和产出”影响机制,首先通过中国远洋案例提出了“宏观经济波动→管理者预期→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传导机制命题,然后利用我国历年产出缺口数据和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通过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回归和二值响应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程度与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关系并且管理者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微观企业费用粘性影响过程中起到了传导作用。     

微观经济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惰性反应现象探析

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及其相互关系,探析微观经济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惰性反应现象。（－）从宏观经济方面看,主要原因：1．对微观经济基础的分析把握不当,导致调控政策松紧不适时度;2．对宏观经济运行通货紧缩的预期不准确;3．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由于多种原因难于起到调控微观经济行为的作用。（二）从微观经济方面看,主要原因：1．由于体制和政策形成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特征未得到改变;2．市场消费结构升级困难,抑制了市场消费需求的扩大;3．企业活力不强。     

政府隐性担保、信贷资源配置与“双支柱”调控——基于BGG-DSGE的模型分析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保障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底线。政府隐性担保有利于降低信贷融资的摩擦成本,发挥应对危机的兜底作用,但亦会形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信贷获取和偿还约束上的偏向性分布,造成信贷市场的分割和信贷资源的错配,并随着错配度的加深,给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波动。传统的货币政策与新型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搭配,被称为“双支柱”调控框架,用以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证分析表明,当经济面临各种风险冲击时,“双支柱”政策对国有企业的调控效应相比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有利于抑制企业过度负债行为,起到控制非理性抬高杠杆率及抑制系统性风险积累的作用,更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提升经济福利,促进信贷资源有效配置,进而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率和安全性。     

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理想结合

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收支平衡是当今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共同追求的四大目标,其中经济增长在四大目标之中居于核心地位,而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在经济学界一般被视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其实,四大目标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经济能否进入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因为物价波动会对人们的投资心理和消费心理产生深刻影响,并通过个体行为影响到宏观经济总体运行.通过对通货膨胀成本和失业成本的比较分析以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心理学分析,可见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双温"组合是我国目前理想的政策选择.     

企业购并的动因分析

企业购并是加快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模式。我国企业购并的原始动因同样在于利润最大化与竞争机制，同时是现实宏观经济背景、政府行为合理化、资本营运方式高效化的必然要求。     

基于ECA规则的业务行为描述方法

给出了业务行为的形式化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ECA规则详细给出了业务行为过程的描述方法、业务行为内部活动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及不同业务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使业务行为过程描述变得清楚,而且有利于机器的自动解释。基于ECA规则的业务过程模型对过程的调整和动态变化带来了方便,增强了其适应变化的能力。     

论免费公交车运输行为的性质

由于免费公交车运输管理上的混乱,从法律层面和交通运输学理论层面分析免费公交车运输行为的性质。分析认为,由于免费公交车运输行为符合经营性运输行为的法律构成要件:服务对象是面向社会公众的、该运输行为具有商业性,因而免费公交车运输属于经营性运输行为。分析结果表明:开通免费公交车运输应取得政府的许可。     

营业财产之人格属性考辨

营业财产作为法人的血液,在商事法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营业财产作为商法上的一个基础性的概念,也是揭示商行为与商主体涵义之重要工具。在现代商事交易多元化的今天,学者们在谈论公司营业财产的财产属性而忽略了其具有的人格属性。营业财产所具有的人格属性是企业法人存续发展的基石,而企业法人对营业财产的维持又保障了公司人格独立。     

业务行为正当化问题探究

作为正当业务行为中的＂业务＂,是指具有相应能力的人实施的具有危险性的,并且行为性质上是反复实施或者将反复实施的专门性工作。业务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该种业务行为的规则为实施行为设置了一定的允许范围,在此范围之内,存在更为优越的利益。业务行为只有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被正当化。     

非均衡理论在证券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基于我国A股市场的证明

本文的研究通过使用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理论,分析了将非均衡理论引入证券市场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通过对我国A股市场供需行为的研究,初步证明了证券市场的非均衡性质.     

公共人事服务事业民营化的行政法学思考

从公共人事服务事业民营化与依法行政、公共人事服务事业民营化与行政行为以及对其监督规制等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试图将公共人事服务事业民营化问题纳入行政法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指出:民营化需要接受现代行政法中依法行政原则的约束;通过规范正当行政行为保障民营化的顺利推行;政府对民营化进行监督、规制避免民营化陷入误区。     

从工商人类学看商业组织策略行为——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学术思考

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研究工商管理实践问题的新兴学科,能够为现有研究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模式。应用工商人类学思维从“生物进化”的演化模式中探究互联网时代下的商业组织策略行为模式的内在动机和逻辑,指出人类商业文明通过“自我进化”的方式催生出了三种新的变量：新“物种”、新入口和新土壤。新“物种”是资本和创业者交合的产物,其基于“人格”的商业策略模式,将带来新一代的商业入口,而商业的首要土壤已经从传统工业时代的工业和城市转为数据和计算。现代商业组织的策略行为正是在这三种新变量的影响下不断变革和发展。     

竞技体育行为刑事正当性问题探究

竞技体育行为是作为一种正当业务行为而具有刑事正当性的。技巧性比赛、身体接触较轻微的的对抗性比赛、训练中的体育活动以及非职业性体育活动都有可能作为刑法中的业务行为对待。竞技体育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存在着优越于身体伤害这种可能风险的利益,正当化要件则包括主体、时空和规则诸方面。     

网络商行为的法律规制

网络商行为是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和商业模式。近年来,网购侵权案件在我国持续发生,并逐渐成为我国行为主体维权的一个全新领域。但我国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立法对网络商行为进行调整,法律体系中亦缺乏相关制度。对网络商行为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现存网络商事交易行为制度的疏漏之处及其法律规范,从而有针对性地对网络商行为进行规制,净化网络交易市场,保障商行为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文化因素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影响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商业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因素作为商业谈判中的一项重要变量,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谈判态度和谈判行为。唯有从语言、价值观、伦理与法制观念等方面对不同文化造成的差异进行深入了解,才不会在处理文化差异上出现偏差,使商务谈判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