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光诗歌中的民族观

以司马光的诗歌为文本，试图通过对其诗歌的解读来探究其思想，尤其是以其边塞诗及一些咏怀诗为切入点，结合有宋以来的社会现状和民族矛盾来揭示其对民族问题的看法，以期加深对其人思想的全面认识。     

论司马光的咏史诗

司马光是北宋史学大家,其诗歌数量也不少。他的咏史诗在内容上,或借咏怀古人强调个人素质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或借咏怀古迹表达出其历史沧桑感;进而表现出其历史发展观。在艺术上,咏叹对象的相对一致性;理性的思考、客观的叙述多于形象性思维;多古今兴衰之叹少个人怀抱之情。     

司马光学风三论

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在历史上享誉甚高,这些成就的取得均与司马光踏实严谨的治学风格,即不取《春秋》笔法、立足“参考群书”、不语神怪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司马光《潜虚》的世界

《潜虚》是司马光的未完之作,系一部篇幅较短的象数类作品。本文首先对《潜虚》文本进行了甄别,认为今本《潜虚》虽由后人补完,但其结构是司马光本人确立的。其次,本文跳出道学谱系,重点研究了《潜虚》的理论与现实语境。《潜虚》以象数的形式回应了北宋中期普遍的理论问题:如何统合天人。其答案,即天人法则的一致性,则构成为唐宋思想转型中的重要环节。《潜虚·体图》不仅仅是司马光等级名分论、君主核心论的简单呈现,更是以政体说回答了他晚年所面临的最大政治困境——王安石变法。《潜虚》针对的是当时最为迫切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宋代思想史与政治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评司马光、欧阳修论冯道

五代时人冯道历仕五朝八帝 ,且位不离将相、三公三师。欧阳修、司马光以“正女不从二夫 ,忠臣不侍二君”为由 ,指斥其为“无廉耻”的“奸臣”。二人的看法有失客观公正。对处于五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侍奉了几个皇帝来定其忠奸 ,而应看其言行是否有益于百姓、邦国     

对传统儒学之道的延续——论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

《中庸》在宋代地位的上升与一般儒者对其的研究息息相关,这其中就包含了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司马光、陈襄等的研究主要从对道的界定、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以及对《中庸》教化功能的阐发三方面入手,通过研究得出了率性之为道并不指道是率性的结果、道是由性转化过来的结论,认为道先天就存在、对道的重视就应该关注具体化后的中庸之道以及诚明之性影响下的教化。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之道延续的特点,这个研究并没有实现儒学理论体系的突破、没有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和实现道的本体化。     

论司马光的易学思想及其对西夏的政策

司马光极力支持一种上起统治者下至低级官员的授权等级制度,在他详注《易经》及杨雄的《太玄》时对道进行的阐述中,这一点很明显。他也非常重视孔子的中庸之道,并以此来解决与西夏等四夷的关系,主张华夏处于中央,而与四夷安处,则天下太平,反对神宗进攻西夏的愚蠢军事行动。     

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

目前传世最早的《古文孝经》是北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本。南宋以来凡谈《古文孝经》者都依本于此。清鲍廷博甚至将"指解本"经文提出来,冠以《宋本古文孝经》之名以与日本传《古文孝经孔传》一并行世,《四库全书》也照此收录。今人还用传世"指解本"与日本传《古文孝经》相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传本比'指解本'时代更早、内容也更可靠"的结论。本文历考司马光《指解》的经本渊源及其流传、演变等情况,并证以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认为司马光《指解》传至南宋宁宗时,被人与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唐玄宗《今文孝经注》合并,合编时对《古文孝经》进行大肆改篡,使"古文"原貌尽失,并造成误注为经(《谏诤》章"言之不通也")的现象。后人用传世"指解本"作今、古文《孝经》比较、特别是用来进行后出《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研究,是非常靠不住的。     

司马光的告客榜示

宋哲宗时司马光受命主持朝政，为求行政革新，便在自宅厅堂立一榜示，内容大意如下：“来访诸亲友，若发现国家施政有什么缺失，百姓有什么疾苦，可直接上奏朝廷：我将与有司商讨后，择其良议者面圣，并遵圣裁办理。若发现我本人有什么过失，或是办事不周的地方，也请大家直接指教。或是以书面交予门吏后转给我，我一定警惕自省，改正缺点。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

司马迁在2100多年前提出的民生观念、荣辱观念、物价观念、周转观念、安居观念、经营观念和职业观念,对西汉时期的经济建设、民生建设和会计文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构建和谐社会、文化复兴的今天,其精华内核值得学习与借鉴.     

司马光与石扬休交游考述

司马光和石扬休之交游,可以看出两人实为情款好密的同年之好,契心忘颜的忘年之交。也可以从两人交游的种种细节体会出石扬休的经历对青年司马光所产生的影响。司马光与石扬休的交游代表了与一类人如庞之道、李公素等人的交往。     

司马光与范祖禹交游考述

司马光与范祖禹由世契结识,到著书深识的交游过程主要展现于司马光与范祖禹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以及两人笃好史学的共同志向和《通鉴》巨著的编篡真实。     

司马光的性格及其元祐集团的人格根基

中庸与妥协是政治家必备的品质,以恻隐之心臧否是非,将高致与雅量统一起来,才可能完成政治与人格价值的自然结合。司马光及其元祐集团是不具备这种品质的。这种人格根基的错失,虽然使他们赢得了文化语境中的"人的尊严",可惜他们没有也不愿意解决事关民众生计的土地问题,只能停留在士大夫阶层并结成群体来与王安石政治集团争是非。任何的尊严,只有当它处在社会价值的境域之中时,才可能共享生命的意义。     

试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作为中国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司马迁通过自己的刻苦攻读和实地调查 ,将先秦唯物主义思想、黄老之学、儒家思想以及楚、齐等区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奠定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风格典范。而他通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思想 ,不仅是这一风格典范的代表 ,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史记》思想体系的内涵     

论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悲剧在西方的文化语用中至少包含 3层基本含义。对悲剧性进行文化把握的悲剧意识 ,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和文化认识。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考察 ,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包括人道悲剧意识和天道悲剧意识两大基本层面。由强烈的悲剧意识所驱动 ,司马迁以悲剧人物的身份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 ,使《史记》全书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

现存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所留下的12条跋语是考察慧萼东传70卷《白氏文集》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了解《白氏文集》东渐日本的具体过程。从对慧萼生平的考证可发现其东传《白氏文集》还与禅宗首传日本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在日本,《白氏文集》不仅是一部被顶礼膜拜的文学别集,更是一部引导大众走向净土的重要佛教经典。白居易本人也被尊为文殊菩萨而被慧萼供奉于普陀洛迦山不肯去观音院,并对日本平安和镰仓时代文人的佛教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白氏文集》成为构建日本古典文化基石的核心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