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隐笔描写刍议

我国古人在文学作品中有一种不同于一般心理描写的方法，即“心理隐笔描写”，该方法的特点是“自明”在前，“他知”在后，具有可以形成悬念、引发联想等审美意义。     

明代苏州文人园解读

园林是历史的“物化”,也是“人化”的历史,明代苏州园林的质和量已臻颠峰,文化格调高逸,熔文学、哲学、美学、建筑、雕刻、山水、花木、绘画、书法等艺术于一炉,也创造了中国文人“隐于市”、“隐于艺”的环境和生活模式,是我们研究明代文人人格建构和审美雅尚的重要物质实体。本文对明代园林物质建构中凸显的人格理想等进行文化解读。     

韩愈俳谐诗述论

韩愈诗歌中,俳谐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在古代文人中尚不多见。根据内容及表现方式的不同,韩愈俳谐诗可分为“俳谐诗”和“杂俳谐诗”两种。对其艺术特点作了剖析,并对其写作目的和原因进行了探讨,强调了韩愈个性因素和“诙谐纵谑”、“舒忧娱悲”的诗学观对其俳谐诗创作的影响,肯定了这类诗在审美趣味、题材和表现方式上的创新价值。     

论韩愈文论观的矛盾与统一

本文分析韩愈提出的三组矛盾的文学审美命题，包括“修辞明道”与“以文为戏”、“师古贤人”与“陈言务去”、“不平则鸣”与“其言蔼如”，揭示出韩愈文论观表面的矛盾性与内在的统一点，认为这种理论上的互相补充呼应，对立而统一，使得韩愈的文学思想成为自给自足的圆满系统。     

柳宗元的文论

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柳宗元,由于他和韩愈一起领导了古文运动,完成了文体改革,他的文论,一般总是和韩愈相提并论的;而且他们的论点,一般也认为是基本一致的。韩愈论文有“志道”、“好道”的言论,柳宗元论文也有“明道”“翼道”的言论;韩愈“文”、“道”并重,柳宗元也“文”、“道”并重;韩愈学文的最高标准是儒家经典,柳宗元学文的最高标准也是儒家经典等等,在在都可以说明他们的一致性。这当然是由于他们都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都曾受儒家教养,都受着当时儒学复古潮流的影响所致。但这绝不等于说韩柳二人的文论没什么区别,而值得注意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孟子处在战国中期这个“争于气力”的大变革的时代,他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度不满,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来改造社会,他终身为此而奔波,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为描绘自己理想的社会图景,他周游列国,不辞口舌之劳,以“善辨”名闻天下.     

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解读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他与中唐其他杰出诗人一样,坚持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实践,但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具有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韩愈奇险怪异的审美追求既受到中唐"好奇尚怪"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又与其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有关,同时韩愈仕途的备受压抑对其险怪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解读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他与中唐其他杰出诗人一样,坚持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实践,但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具有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韩愈奇险怪异的审美追求既受到中唐"好奇尚怪"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又与其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有关,同时韩愈仕途的备受压抑对其险怪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非本色”创作及其诗歌史意义

基于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三次大变革时期关键人物的创作皆具“非本色”特征,对韩愈、苏轼和杨万里“非本色”诗歌创作的个案进行研究。分析认为：“非本色”创作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表现在语言变革、审美价值观的突破、“游戏于斯文”的创作态度和重视“意”的自由表达等方面;“非本色”诗人的共同特质是“才、胆、识、力”俱备;文学传统除旧布新的源头活水和巨大动力正是“非本色”创作。     

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兼论韩愈政治思想的进步因素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人们公认的杰出的文学家;但对他的思想与为人,却有不少人持否定的态度,主要的根据是:韩愈“仇视”“永贞改革”。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认为,韩愈“反对王叔文及其领导的政治集团”,“是一个维护大地主世族地主利益,而始终和旧势力妥协者。”七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柳文指要》,则更猛烈地抨击韩愈勾结方镇、疏附宦官,把韩与当时政治上最反动的势力联结了起来。韩愈与“永贞改革”的关系究竟怎样?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并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那就会发现上述说法似是而非,是经不起推敲的。     

韩愈与成语

唐代韩愈不但是著名的诗人和卓越的散文家,同时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语言大师.他一方面响亮地提出了“唯陈言之务去”,“自古于今词必己出”和“文从字顺各识职”等口号,一方面又以“善造语”而著称于世,提炼和创造了大量的文学语言。他不仅善于运用成语,而且还善于创造成语,为文学语言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韩愈很注意吸收古人语言中富于生命力的语汇。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古人创造的成     

论韩愈文学观对儒家正统文论的解构与超越

中唐伟大文学家韩愈 ,尽管其一生并未建构出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 ,然而他在诸多诗文中表露出来的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 ,在当时乃至后世都起着积极、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他顺应时代的潮流 ,在坚守儒家道统的同时 ,注意吸收当时被视为“异端”的道、佛、墨、法等诸家有益的思想成份 ,自觉地解构和超越了先秦两汉儒家正统的文论 ,从而使其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符合了时代和人们的审美需要。     

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

在韩愈的丰富散文著述中,哪些作品应该归入传记文学的范畴呢?我认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的生平为主线,具有真实性和较强的文学性。据此,韩愈创作的“序”、“传”,如《张中丞传后序》、《太学生何蕃传》等,以及他的大量优秀的碑志,如《柳子厚墓志铭》、《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等,都应该视为传记文学。过去,人们囿于“谀墓”的观点,往往轻视或否定韩愈的碑志。诚然,由于碑志属歌颂死者的体例,且韩愈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身的局限,其碑志中确有一些“谀墓”之文,但“非此即彼”     

书痴者文必工——试论韩愈的读书与作文

韩愈曾有诗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不难看出,作为一代文宗的韩愈非常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这不仅是韩愈对中国读书传统的自觉继承,而且通过对其读书方法和读书目录等的梳理,可以发现,韩愈之所以重视读书,还在于这是他力图纠正当时浮躁学风、文风的手段之一。所以,韩愈在当时一再强调读书,尤其要求熟读三代两汉的典籍,是与其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有着密切关系的。韩愈的读书经验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韩如潮”看韩愈散文的审美特质

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并以其卓尔不凡的散文创作身体力行,使其文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质“韩如潮”,即浩荡的气势美。其气势美主要源自内容上理直情切、结构上纵横捭阖以及表现手法上奇偶交错和铺陈排比等。这种审美追求是其古文理论在创作中实践的结果,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李贺诗歌意象的虚幻新奇及其成因

李贺在他众多的神鬼诗里,描写了许多神仙、鬼怪意象,使诗歌中的意象表现出虚幻新奇的艺术风格;此种虚幻新奇意象特征的形成,一方面缘于他对屈原以至李白、杜甫、韩愈等诗人艺术经验的吸收和借鉴,另一方面也和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心态密不可分。     

略论贾岛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

关于贾岛,历来有着不同的评价。尊之者,把他奉为“唐宗”;贬之者,把他斥为“虫吟”。本文从唐诗的历史发展来考察贾岛在唐诗中的地位,以期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一) 在唐代诗人中,真正能够自成一家的并不多,而贾岛却是其中之一。遗憾的是过去的唐诗研究往往把贾岛附于韩愈名下,或则列在孟郊之后,实际上否定了贾岛在唐诗发展中自成一家的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贾韩、贾孟的关系作一番分析。关于贾岛和韩愈的关系,历来传说很多。如著名的“推敲”故事,说他们邂逅相遇,“遂为布衣交”。又传说贾岛曾为僧,韩愈令其返俗举进士。《新唐书》明确地说贾岛是“韩门弟子”。看来,贾岛曾经投身韩门是可信的。因为贾岛进京赴举,需要依附先达;而韩愈又“颇能诱厉后进。”所以贾岛才能够得到韩愈的赏识,“由是振名”。问题在于,贾岛和韩愈在诗歌创作方面究竟有没有继承关系?     

论韩愈古文理论中的"道"及"胶"与"异"

韩愈在《原道》篇中明确界定：“道”是为国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写古文首先是内容富有社会意义的革新。韩愈提出“不胶”、“外胶”两个特殊概念,阐明造艺过程中主客观关系,前者为专心致志、楔而不舍的创作精神,后者为深入生活、不平则鸣的创作动力。由于对“道”的推崇,韩愈反对远离现实,超然物外的枯淡心境。他倡导古文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希望建立一种独立于今于古内容形式全面革新的散文文体风格。由此他主、张创作之“异”,其内涵有三：反“循常”、反“因袭剽贼”、“词必己出”。如果说反“循常”重在廓清骈俪余风,反“因袭剽贼”旨在摈弃复古守旧,“词必己出”则正面提出古文要写出独立的风格,写出作者的个性及社会人生。     

韩愈“以文为诗”辨

一宋代一些作家、评论家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创作上的严重缺点;因此就批评他的诗“不工”、“非本色”、“押韵之文耳”、“终不是诗”等等;甚至说他“于诗本无解处”。此外,还怪他变了传统的诗格,坏了诗法。连非常佩服韩愈的苏轼都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有人还把韩诗这种变格和批评宋诗散文化的倾向联系起来,以突出其影响之坏。对韩愈这些片面性的指责,不但成为一时口实,而且展转载入许多论诗专著,影响后世,直到现在。     

也从《永贞行》看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一谈及韩愈的政治态度,论者们必谈“永贞革新”;一谈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论者就又必然谈到韩诗《永贞行》——它似乎已成为韩愈反对“永贞革新”的铁证。毋庸讳言,在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上,韩愈是有错误的。但他是否就是“永贞革新”的死硬反对派呢?仔细分析一下《永贞行》这首诗,再结合一些其他材料深入探讨一下,觉得似乎也不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