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符文化阐释——以土家族某些风俗为例

桃符文化在中华各民族中都普遍而根深蒂固存在着,在中华文化中形成了一种独具景象的文化单元。桃符在长期的流变中带上了几分神秘和虚假,但它的根基是真实的。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举一反三,能透视到世界上各古老民族中的神话、宗教及巫术等等,其实它们的初型都是人类生活中的真实事物。     

秦汉风俗与"祀典"及其民间信仰演变——以宁夏固原历史经历与民间信仰变迁为例

祭祀风俗与民间信仰,是宗教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固原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域中亚文化的碰撞交融地带,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域文化积淀深厚.传统典籍记载了早期固原祭祀与民俗文化的经历和表现形式,包括秦汉风俗文化对历代的影响;国家层面上的祭祀载体是朝那湫渊祠和六盘山;地方宗教文化的变迁,体现在龙王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当代意义上的东岳山、须弥山宗教文化活动,是民间宗教文化变迁的缩影.     

城镇化建设与民间信仰嬗变关系——以黔西南地区为例

城镇化及其工业化建设在一些地域、一些层面上打破了黔西南山地“文化圈”的传统,也在一些地域、一些层面上打破了黔西南民族地区民间信仰“祭祀圈”的传统,使得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城乡结合部,成为讨论黔西南城镇化建设民间信仰嬗变关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普洱江城花腰傣祭"竜林"习俗的文化生态学意义初探

祭"竜林"是普洱江城花腰傣的传统习俗,其中体现了花腰傣感悟自然、崇敬神灵的民族特性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在保持其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中起到关键作用.普洱花腰傣祭"竜林"习俗是展现花腰傣音乐、舞蹈、民间习俗、民间崇拜等文化传统的舞台,是研究花腰傣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以"七一"讲话为指导,不断探索党建新规律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和纲领性文献,它详尽地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不断探索党建新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沈从文作品风俗人事中的"抽象"追寻

沈从文的"抽象"是一种对生活现实的超越,是精神对物质、历史对时代的超越;"抽象"是一种写作手法,是作者反对一种仅仅止于简单再现的手法,使"故事"成为"小说",使现象中隐藏道理;"抽象"是对其时时代思潮下急功近利的文学的一种抗拒.     

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调研的思考--以四川省为例

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政治的发展.四川自2003年实施"常任制"试点以来,进行了积极的有益探索,摸索了一些经验,各地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四川各地试点都从不同的方面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方面做出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尝试.第一次大规模地在程序规范层面探索建立党内民主的保障机制,标志着党的执政能力在基层的提升.     

论高校"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的满意度测评机制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是新时期高校必须深入理解并加以强化的办学理念,"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的满意度测评机制的的建立和实施是关系高等学校潜在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春秋礼治思潮略论

春秋时期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以礼治国"的主张,在当时各国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礼治思潮;礼治思潮的不断发展促使人们重新反思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广泛的思想观念的探讨,商周宗教迷信思想和文化观念被扬弃,人文思想勃兴成为春秋时期文化的显著特点,此后人文的方向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论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崛起及其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诸侯争强,社会发生着巨大变革,促成了"士"阶层的崛起.一代士人,襟怀大志,纵横捭阖,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经天纬地、兴邦图强的壮剧,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改革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诸子之前士阶层的诗性特质

士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贵族下层,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技能和具体的职事。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士有志于道,有理想抱负和精神追求,可称之为“文化士”,以区别于宗法上的士。文化士懂诗达礼,以诗交际,赋诗和引诗彰显了士之诗性文化空间。礼是诗性智慧的大背景,对周天子的虔敬是诗性伦理的来源。士的诗性特质对士形象的确立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上。     

浅谈春秋时期的人质问题

人质是春秋礼制被破坏出现信危机的产物。送交人质在春秋时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方式多样且目的不一。送交人质的背后,一方面社会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礼乐制度、民族思想来适应新的社会;另一方面,随着频繁送交人质以及送交方式的多元化,预示着掠夺和战争也将日益频繁加剧。     

试论春秋时期人类的迁徙

很少有人对春秋时期人类的迁徙活动作过系统的研究，本文根据详实的资料，把这一时期人类迁徙的具体原因总结为五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春秋时人类之所以能够轻易迁徙，主要有３个基本的客观因素在起决定作用。     

也说“复关”——兼论春秋庶人婚俗

《诗·卫风·氓》中“复关”一词,历代注家着眼于“氓”,说法各异。结合上下诗意与春秋庶人婚俗,“复关”应是诗中女子用以搪塞他人的隐语,当指“返回的媒人”。春秋时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现于庶人婚姻,是基于消解原始对偶婚影响、巩固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的特定背景,有其进步意义。庶人婚礼的基本框架是“三礼”。     

试论春秋诸侯国外交中音乐的运用

春秋时期诸侯国外交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礼仪之一,主要应用在诸侯觐见天子、诸侯国君相见以及诸侯国君接见其他国家的使臣三个不同的场合。在音乐内容方面不仅规定音乐表演的程式及演奏曲目,在外交用乐中对乐器的使用及摆放同样加以规范。宴会上出现的赋诗环节同样是属于用乐的范畴。     

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春秋时人在对周王的某些行为以及周王室现实处境的认识中，渗透着王室将倾的忧患意识。春秋公室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时人对公室生存的忧患情结。而“守宗保族”的观念在当时则嬗变为强烈的宗族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中也暗含着特定的忧患因素。春秋忧患意识的认识根源主要有为政者品行不正、政策不当、行礼不端、奢侈贪福等几种情况。春秋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一是层次性，它发生在周天子、诸侯以及臣子等不同层面；二是阶段性，春秋前期忧患意识主要是针对周王室，到了春秋中后期忧惠意识则过多地加进了忧患公室、忧患宗族(或家族)的内容；三是普遍性以及批判性，春秋忧患意识波及于诸多层面与场合，春秋时人常对缺乏忧患意识者予以批判。     

《吕氏春秋·应同》篇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春秋战争礼考论

春秋时期虽有“礼崩乐坏”的趋势 ,但实际上周礼传统仍然在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 ,规范着他们的言行。春秋战争中是否存在着礼 ,一直存讼不休。子鱼、墨子等人否定战争礼的存在 ,而孔子、司马迁等人则肯定战争礼的存在 ,并对坚持战争礼的宋襄公给予很高的评价。考绎春秋历史 ,诸如师出有名、师不伐丧、不伤国君、不杀厉等等 ,无不证实了春秋战争礼的存在。春秋战争礼的存在 ,不仅关乎各邦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也对春秋社会结构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