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启蒙悲剧诗学的激情与教化

随着启蒙时代对情感的重新认识,德国启蒙悲剧诗学围绕悲剧情感能否以及如何施行教化展开了讨论。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代表门德尔松认为悲剧只需激发激情而无需也不能增加道德知识,然而他推崇悲剧情感“惊叹”实际上保障了理性主体对道德的绝对把控;莱辛则在“同情”这一悲剧情感之中看到道德教化的可能。对莱辛而言,同情的关键在于意识到理性无法彻底把控主体的人之脆弱性。门德尔松与莱辛在悲剧诗学上的分歧,其背后实际上是对启蒙运动关于道德主体自主性的争论。     

“启蒙”概念及其张力

启蒙运动是一个始于观念更新而及于自由实践的漫长过程,它唯一可以允诺的东西就是理性的自由。但它只是为现代人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而无法决定他们如何作出选择。启蒙并非自绝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而是这种传统中的异质因素的全面展开。"启蒙"的概念史表明,理性缺位的启蒙不叫启蒙。启蒙史乃是理性自我理解、自我裂变的历史。然而,理性本身只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也造成了启蒙自身的张力。正是理性的误用造成了启蒙的偏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启蒙,而在于怎样进行启蒙。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为了重续这一崇高的事业,我们需要汲取法国启蒙运动的成功经验,更要汲取它的失败教训。我们需要合理地对待传统,合理地对待信仰,合理地对待科学技术,合理地对待自然;同时,我们也需要合理地对待理性自身。     

回归休谟的道德认识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道德困境的可能性研究

就启蒙运动的进步意义而言,启蒙理性在知性领域给予人以真理和自由,在道德领域启蒙理性把道德判断的主体还原为人自身,即有理性的存在者为自身颁布道德律令。然而由于启蒙运动自身存在着固有的逻辑悖论,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理性不正确地对待情感导致了现代社会诸多的道德困境。休谟的道德哲学不但证伪了宗教神学的道德基础"上帝存在"的观念,而且还诘难了理性主义道德认识论,因此,回归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认识论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信仰、自由与理性——英法启蒙运动的比较

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内涵有相似性，但也呈现出各自的品格和特点。英法启蒙思想家对待宗教的态度迥异，英国启蒙思想家对待宗教较为温和，产生了自然神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则非常激进，从自然神论走向了无神论。英法启蒙运动孕育了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和法国式自由主义传统，英国启蒙者思想家建立了“消极自由”的自由观，法国启蒙思想家则建立了“积极自由”的自由观。这些重大差别是经验理性和先验理性的映射。     

美德伦理学和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从理论上讲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我们日常道德判断进行哲学反思,以取得对行为正确性和错误性判断的理性共识,从而按照理性的要求,重建我们的道德观念。第二,进行美德伦理学研究,以确定我们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美德或理想人格。第三,研究怎样进行道德教育,特别是美德教育,以建立一个理想和谐的社会。本文着重探讨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三个问题:第一,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启示;第二,美德伦理学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第三,怎样研究美德伦理学。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拒绝天城的启蒙之路——论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

1922年在中国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这一次非基运动促使中国知识界进一步形成排斥英美文化而亲近苏俄文化的心理特点;其次,这次非基运动也使得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忽略了英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者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中是包含有宗教人道主义这一脉络的;第三,中国的非基督教思想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宗教批判是存在着差异的,它更多的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救亡这条线索上展开的内容,在这条线索上论及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发展的影响,我们应当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作家对国民性批判主题的书写。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理性启蒙——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主题

广义的理性启蒙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多次出现,我国文明史上也发生过象春秋时代、魏晋时期那样的文化启蒙运动.理性启蒙的实质是社会主体素质的空前提高和人们思想的高度解放.新时期启蒙的基本特点就是要使我们民族最终去别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且要面向世界和未来文明,使国民有新的觉醒.这就使我们新时期启蒙与五四时代以科学民主精神反对封建文化的文化启蒙相比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时代特点.(1)唤起公民对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理性共识感,给予心理上行动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