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验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童年经验对“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人物塑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常常以自己童年接触过的人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他们也常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童年时期建构起来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念投射到小说人物的身上? 由于他们成长于“文革”时期,他们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被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他们小说中的少儿形象多是孤独?空虚和迷茫的,且大都拥有浓厚的暴力情结;他们笔下的“右派”及“知青”则都拥有很多的缺点,平庸且世俗;他们小说中的很多“父亲”形象,也不再高大神圣,要么懦弱猥琐?要么残暴变态,和子女的关系都很紧张? 不过由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人数众多,其童年经验世界也存在着种种差异,若想更加全面地把握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我们还应分析和考察“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童年经验世界中的地域?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     

"凝视"下的图像--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

因为有了文化上的优势心态,中国现代作家可以立于高点,"凝视"南洋,有选择性地"聚焦"南洋,他们笔下的南洋图像则正是经过他们"凝视"下"聚焦"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质言之,是中国现代作家强烈的文化优越心态构筑了足以让他们"凝视"南洋的平台,立于这高高的平台之上,中国现代作家必然会戴着中国文化的滤色镜,从主观的角度"选择性聚焦"南洋社会,书写自己笔下的南洋,从而营构出自己心目中的南洋图像.     

努力塑造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学习鲁迅关于典型化的理论与实践札记

<正>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需要,恣意割裂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反对文艺从生活实际出发,进行典型化的艺术创造。他们鼓吹什么“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并抛出了“三突出”“三陪衬”等种种创作模式,驱使作家去生编硬造笔下的人物与事件。在他们策划炮制的一些“作品”里,无论正面还是反面人物,都无例外     

论"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五四”作家之普遍近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中既有以夏尊等为代表的信仰佛教并对佛教有精深理解的作家 ,也有以郁达夫等为代表的虽不信仰佛教 ,但由于对现实的失望而欲在佛门找到心灵的归宿的作家。而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尽管坚决反对佛教空观思想 ,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但是强烈的皈依心态却使他们对佛教的否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现代文学史上 ,只有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少数作家自觉地以佛家之“空”解构传统之“有” ,从而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心态 ,这是极其难得 ,也是极有意义的     

作家-编辑、导演-作家与文学生产——中国当代文学生产的演变轨迹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演变轨迹是从作家-编辑式的文学生产模式向导演-作家式的文化生产模式位移。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路遥,虽然在其成长中,不乏编辑对他的帮助与提高,但他既是文学生产的主体,也一直掌握着创作的主动权。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刘震云、严歌苓,他们在为导演写作的过程中已让文学丧失了自主性,从而也让其作品呈现出"电影小说"的特征。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型的时代信号,也潜藏着纯文学生产向大众文化生产演变的诸多信息。     

中国现代作家婚恋对其创作影响透视

中国现代作家的婚恋与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促使无数的热血青年步入文坛;促使无数现代文学名作产出问世;促使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它是流淌于作家笔下的"活水",是游荡在作家心中的"精灵",构成了他们文学创作上永葆鲜活生命力的母题。     

黄春明小说人物论

台湾作家黄春明小说的人物形象迥异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上乡土作家们笔下那些苍白、麻木地生存着的人们 ,他写出了恒河沙数般的“小人物”的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黄春明要告诉人们 ,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们并没有失却丰满的人性和灵动运转的思维的智慧 ,他们以人性的完整与丰富挺立成一个个大写的人。黄春明就这样在其人物卑微的生活与丰富的灵魂之间设置了一种张力 ,迫使人们去关注荒草一般生生灭灭而不为人知的弱小者群体     

从燕青形象之演变看《水浒传》作者的矛盾心态

作家之思想、创作心态往往能从其笔下的人物反映出来。尤其是那些有历史积淀的人物形象,关注他们在创作过程中被赋予的崭新意义,更有利于我们把握作者的思想脉络。燕青在《水浒传》成书之前就已出现,通过对其形象草创、形成、成熟、俗化这样四个发展阶段的钩索,发现他是《水浒传》作者精心重塑的一个人物。透过作者对他的特殊处理,并把他和宋江结合在一起考察,作家徘徊于现实抱负与历史教训之间的矛盾心态十分清晰,而这种矛盾的根源则是由儒家思想的时代困境所造成的。     

性别视域下的母亲史诗——《丰乳肥臀》与《好人宋没用》的并置阅读

莫言的《丰乳肥臀》和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皆将中国19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列为背景,以母亲形象作为叙事中心,书写大家庭的兴衰与人物命运。但这两位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的母亲史诗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于母性的理解,男性作家莫言认同的是父权制度下的"为母之道",而女性作家任晓雯更偏重于从女性主体角度进行发掘;在叙事伦理上,莫言广泛采用男性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角度,将塑造母亲形象作为其完成消解正史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任晓雯运用全知视角兼顾聚焦母亲心理活动,完成伦理判断。究其原因,两性作家在两性文化影响下所站的相异立场、性别话语的不同诠释,以及代际产生的差异性是造成两部作品呈现"同调异曲"现象的内在因素。     

张爱玲小说与鲁迅思想的联系

尽管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却是一致的。首先,他们彻底清算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但具体的表现形态不同,鲁迅是高度理性,张爱玲是感性,鲁迅笔下的人物是被吃者,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既是被吃者也是吃人者。其次,他们都能正视妇女在社会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由此所生发出来的社会理想不同,鲁迅是提出了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张爱玲则是无可奈何的适从,并在此基础上,对女性的普遍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挖掘。由此可见,张爱玲不仅继承了鲁迅的思想,而且还发展了鲁迅的思想。     

梁启超与中国作家批评的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社会现代性生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撰写的富有鲜明现代价值取向的作家论,在批评观念、思维方式、概念术语和批评方法等方面皆显现出不同于传统的诸多新质素。这种奔突出中国作家批评之固有体系、富合现代特质的作家论写作,无疑使梁启超成为催生中国作家批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先驱者。     

那片星空上飘逸着天国的旋律——俄苏文学中的宗教情结

俄苏社会具有的深厚的宗教土壤 ,使俄苏作家在思维方式上 ,在对冲突、矛盾的强调以及对精神力量的偏重等方面都受到潜移默化的传承和诱导 ,因此俄苏文学中蕴含着浓郁的宗教情结。以普希金为代表的“旅人”,像宗教使徒般地踏寻 ,他们以描绘、揭示灵魂的轨迹和秘密为己任 ;充满忧患意识的现代启示文学一如宗教启示录 :发现罪恶 ,救赎灵魂 ,重返家园。这些都饱含着作家描述世界的哲理思考 ,内容具有显见的预言性、教谕性 ,尤其是与危机时代的契合性。     

关汉卿进步的妇女观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进步的作家对广大的妇女的命运总是寄予特别的关注和深厚的同情。他们以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丰富的意蕴，精心塑造了一个个真实动人、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在这个艺术长廊中，关汉卿笔下的妇女形象系列，更是独树一帜。他笔下的妇女形象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统治下所遭受到     

沈从文都市小说与海派小说的趋同性

沈从文与海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分别以书写湘西乡土生命与描摹沪港市民生活而著称的作家。素来关于他们的比较往往侧重于他们差异性的方面。其实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海派小说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对上海的情感是爱念与诅咒的二重审美复杂难解地纠葛在一起的。从时间意识上看,乡土是中古世纪的象征,而都市则是现代社会的象征,他们写作中的乡村描绘和乡土情调彰显了其胸中隐藏的怀旧情结。他们也都在其小说世界中构筑了一个淫荡肮脏的都市世界。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在迎接现代文明的时候必然深深体会到压抑的束缚。在京海作家笔下这种压抑以"现代"的名义更趋于强化。     

作家的主体意识与小说的人物塑造——论温特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

任何一位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都会不同程度地渗透着作家自身的主体意识。当代西萨摩亚著名作家温特在其小说中所塑造的一系列个性鲜明、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诸如《儿子们要回归祖国》中的主人公儿子、《自由树上的狐蝠》中的塔加塔、《黑暗》中的法莱阿萨和《榕树叶子》中的塔乌依洛佩佩及加卢波等等,无不是经过作者自身的心理原型的选择和同化而产生的。同时,在这些人物身上,自然地也蕴含着作者自身的人格力量,已不     

霍桑的伦理道德立场

在被称为“宗教批判与宗教道德时代”的美国19世纪文学中,霍桑坚持人性皆恶这一被普遍认同的清教主张,以揭示罪恶及其罪恶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意义作为小说创作的宗旨。他采取了中性的道德立场,通过叙述故事人物特定的生命感觉与所遵循的个体法则以传达出基本的道德意义,即罪恶是人们联系彼此的精神纽带与实现内在世界净化的推动力。     

从创作“谈”到小说“课”——驻校作家制与作家批评的复兴和塑形

新世纪以来,众多知名作家纷纷以"驻校作家"的身份入职高校。他们在持续进行职业写作的同时以发表读书笔记、出版文学讲义、编选文学经典等多种形式参与文学批评活动,不仅成为一种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也已成为一种革新文学批评模式的文坛现象。这种以作家为中介的驻校制度,连接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以及大学校园的文学教育,实现了课堂内外的联合、批评与实践的沟通。当代作家借助驻校制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批评实践活动,丰富而立体地整合了当前的批评资源与批评话语,为复兴文学批评的文化建设与价值传播功能提供了新经验与新路径。     

旧家的解体与灵魂的旧依——抗战时期家族文学新论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虽然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不安、战火笼罩的灾难时期,但反映封建大家庭生活的叙事性作品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就,现代作家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文学反封建的启蒙传统,同时在对旧家庭的批判中又不自觉地流露出眷恋之情。在作家笔下,旧家庭已不再是罪恶的渊薮,而是充满着让人无法摆脱的家族亲情;现代知识女性在战争中日渐显得不合时宜,传统的贤妻良母重新焕发出奇异的光彩;封建家长由思想单一的专制保守型走向人性复杂的多重组合。虽然由于时代主潮的转化,家族问题已由中心退居边沿,但现代家族文学却在艰难的艺术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     

美国“后代华裔”与“后移民华裔”作家简析

从对作品的分析来看,"后代华裔"作家似乎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学景观之风格和主题不大感兴趣,还在大谈美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差异。然而,目前"后移民华裔"作家更喜欢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后代华裔"作家以Amy Tan(谭恩美)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习惯都比较"美国化"了,而且他们的作品是给美国人看的,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的作家还会情不自禁地或者刻意地去寻求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以哈金为代表的"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对故国还保留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不能那么容易地被美国的主流社会"同化",同时他们比较不容易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因此,"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带着浓厚的"情意结"从第三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问题。     

“三言”与《型世言》女性命运主题比较

冯梦龙与陆人龙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塑造了众多的女性人物,并对她们持一种赞美和褒扬的态度。但是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却体现了相当不同的人生理念。在他们笔下,女子或作为不幸命运的承载者,或作为坚忍节烈的人格楷模,表现了相当悬殊的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