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子·指物论》非对辩体论

从语言表述上看,<指物论>与以对辩体写成的<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三篇,写作风格迥异,并没有表现出主客双方之间的对诤风格.从研究内容上说,它明显是针对<墨经>的指物观而作,核心在于阐明名物关系.因此,<指物论>并不是对辩体.     

从《神思》篇谈写作主体素质与能力的培养

<神思>篇是刘勰<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总纲,其中阐发了三个主要思想:神与物游、虚静、言与意的关系.本文以这三个主要思想为基本线索,并结合<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其它篇目对刘勰提出的创作构思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尝试从写作主体的角度阐发它们对写作主体提高自身写作能力和素质的启示,以期证明刘勰提出的创作构思方法对现代写作的指导意义.     

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凤是清代常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宋氏认为<春秋>微言莫备于<论语>,故<论语>中的"大义"也须从<春秋公羊>中求之.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本文从著作缘起、研究方法、学术特色等方面作了得失评说,阐述了其人其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从出土文献看孔子刑罚思想

古今不少学者都以<论语>作为研究孔子学说的最权威文献,<论语>之外,免谈孔子,因此研究孔子的政治思想,也就自然以<论语>为唯一的文献依据.<论语>中的孔子是纯粹的仁政德治论者,刑罚不是<论语>中孔子政治主张中的义项.     

《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著,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红”与“黑”的辩证法——“文革”时期对《红岩》的“协商式阅读”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曾经是最红的小说<红岩>同样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并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小报上遭到否定性的"判决".这种遭遇典型地表现了革命文学写作中的全部困难所在--革命文学的"合法性"是和作者团队以及作品中描写的正面人物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的.首先,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靠作者的红色身份和作者的现身说法,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这些作者很难保证持续保持原有的身份.一旦这些作者的政治身份发生问题.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必然连带遭到否定.革命文学写作的困难还在于,革命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在解放后,过去国共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很快就转换成了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来说,把革命过程中的复杂性写出来,对权力机构来说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因此,对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就要进行某些装饰性的描写,但政治斗争或者说革命斗争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对革命的装饰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为对某人的装饰,这就有为桌人翻案的嫌疑,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还是环绕在作品周围的写作团队,只要所涉及到的某个人物有了问题,作品就会受到牵连.因此,对革命文学的作者来说,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部作品能够永远"政治上正确",即使是像<红岩>这样"最红的小说",也是一样.     

破题、定调、立论——毛泽东的"第二次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是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重要思想.通过对<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写作、修改和发表的回顾,从破题、定调、立论等三个层次探讨毛泽东的"第二次结合"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默多克的《网下》与维特根斯坦哲学

默多克的成名作<网下>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这部小说是<逻辑哲学论>的形象演绎,其实,<哲学研究>也对<网下>的写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网"的深层寓意和"语言游戏"皆是作家向维氏哲学暗中借用的资源.     

从《五大名剧论》看董每戡的戏剧美学思想

<五大名剧论>是董每戡在舞台戏剧观念指导下的剧论实践,比较集中地代表了董每戡的剧论成就.董每戡的<五大名剧论>既是对其<中国戏剧发展史>的补充,又是对其<笠翁曲话论释>的具体实践.<五大名剧论>在董每戡的戏剧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红豆生南国,南国耸青松”——欧阳山百年缅怀

欧阳山是我国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老一辈著名作家,他的<高干大>、<苦斗>(又名<一代风流>)、<广语丝>等,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高生亮、周炳、区桃、胡柳、胡杏等一大批文学典型形象,受到国内外众多读者喜爱.     

胡风文学批评概说

胡风是怀着对国际普罗运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满腔热情投入到创作和批评活动中来的。胡风解放前的批评主要收录于《文艺笔谈》等七部评论集和《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论文中,建国以来的批评主要是"三十万言书"。胡风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阵营中最有个性的批评,足以跻身"五四"以来最富原创性的批评之列。胡风的文学批评在现代革命文艺史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某种活力和理论冲击波。     

文艺奖励与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体制的建立

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山西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由党政军主导的文艺奖励体系,不仅确立了革命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文艺评定标准,推出以马烽、西戎等为代表的一批工农兵作家,而且有效调整了根据地文艺的话语结构,以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有机结合来取代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话语的权威地位。这些举措将革命意志内化为文艺生产运行机制,推动了革命文艺体制的全面建立。     

论胡风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文艺倾向的批判

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对我国新文学尤其是左翼革命文学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胡风将之称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为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诗人冯雪峰--纪念冯雪峰百年诞辰

冯雪峰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为人们所熟知,但他也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诗人。他的新诗创作活动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初和40年代初两个时期。他的诗反映了他从追求民主自由的青年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演进,也表现了的转变。他的新诗创作坚持个性化的原则,坚持真实的品性,追求思想和艺术的统一,给当今诗歌创作留下不少有益的启示。     

"文艺团体是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冯雪峰文学社团观侧论

冯雪峰认为,“文艺团体是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文艺上的团体,绝不能代替政治的结社”,也就是说,文艺社团的灵魂是自由的,文艺社团与政治组织应当有区别,这表明他对文艺社团高度政治化、政党化、行政化倾向的警觉。冯还认为,文艺团体的根本目的是为推进人民的精神自由服务的,这又表明其文艺社团观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作为一种理论预设,这本身就蕴含着不可调和的逻辑悖论。即一方面把文艺社团看作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另一方面又把文艺组织看作是革命斗争的工具。解放后的冯雪峰一度身居文艺界高层要职,既享受到体制化、政治化文艺组织给他带来的种种政治、经济上的实惠,又饱受体制化、政治化文艺组织给他带来的一系列灾难。虽说他和他的同道者们举办同人刊物理想的破灭了,但它对建国初期文学生态的体制化与反体制化、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双方力量消长,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鲁迅的革命叙事：革命与复仇的张力

复仇意识是鲁迅独特生命气质与存在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反抗非正当的生命境遇确立其作为人而非奴隶性存在的证明,也是鲁迅意欲构造国人新的精神与人格的切入路径之一。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叙事,复仇被纳入其中。鲁迅的革命叙事一方面是书写革命运动被造反、个人复仇等动机混淆造成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呈现高渺的革命理念在真实的牺牲之痛与仇恨感、虚无感中的坠落。鲁迅在自然论与道义论叙事眼光之间犹疑,其革命叙事所呈现的道德困境和悖论正是后起的革命文学所用力弥合之处。在鲁迅的革命叙事中被点到为止的“处境的劣,即道德的善”命题,被后起的革命文学组织成为其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而被权威化。     

由忠君转向共和:辛亥政局中的冯国璋

辛亥革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均有重要影响。在这场政治变革中,北洋军人作为从清末新政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亦新亦旧的力量,由战争走向共和,由维护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转变为民国初年维护袁世凯政权的主要力量,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选择。作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是辛亥革命重要参与者,他的政治态度和军事行动对辛亥政局的演变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根据有关史料重新检视北洋新军将领冯国璋在辛亥政局中思想和行动的变化,揭示其由忠君转向共和的心路历程,认为冯国璋的政治抉择不仅为实现辛亥和局贡献了一份力量,也为其在民国初期发挥更大政治作为奠定了基础。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     

话语伦理学的一次文学实践——以胡风事件为例

胡风事件的发生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但回想起来仍令人震惊不已。与过去相比,今日的文学环境显然有很大的改善,但前些日子的韩（寒）白（烨）之争仍让笔者心存不安,中国人的非理性由来已久,由此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先进文化的理念不断涌入,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学的理论便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     

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新英雄传奇主题话语之一

新英雄传奇以讴歌工农兵新英雄人物为中心,展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历史的传奇式描写.它不仅以艺术的具象展示了不同革命历史阶段战争生活的壮丽图景,而且以历史的聚焦凸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主题.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新文学主流话语由启蒙话语向民族话语的重大转换,一方面昭示了新英雄传奇作为当代叙事文学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