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在整部《史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看,《酷吏列传》仅仅是关于十个酷吏的白描式的传记,而实际上它却是西汉鼎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料。司马迁写作《酷吏列传》,不单是为了揭露酷吏们罄竹难书的罪行,更是在探究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后人评论说：“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 ? ?垂诫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①《酷吏列传》反映了汉代君王、胥吏和士人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在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寄托了司马迁对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的向往。 　　…     

试析《史记·酷吏列传》的讽刺艺术

《史记》全书中,讽刺艺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应该是《酷吏列传》。《酷吏列传》的讽刺手法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客观叙述深含讽刺;运用对比手法妙寄讽刺;运用层递推进的叙述手法取得讽刺效果;运用复笔手法增强讽刺力量;引用他人言论强化说服力。通过委婉曲折、富于变化的讽刺艺术,司马迁对于当时的酷吏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揭露,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看法。     

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在整部《史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看,《酷吏列传》仅仅是关于十个酷吏的白描式的传记,而实际上它却是西汉鼎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料.司马迁写作《酷吏列传》,不单是为了揭露酷吏们罄竹难书的罪行,更是在探究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后人评论说:"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惓惓垂诫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①《酷吏列传》反映了汉代君王、胥吏和士人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在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寄托了司马迁对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的向往.     

循吏、酷吏和其他

我国史书多列有与《刑法志》相联系的《循吏传》和《酷吏传》,这些以截然不同面貌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执法者,有着和各自密切联系的社会条件。循吏是与统治者和人民的某种需要“合拍”相关联,失去一方便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基础。而酷吏是与随经济繁荣而来的统治阶级腐化及因兼并被迫铤而走险的“穷民犯法”相关联的社会产物,它有针对人民和豪强贵戚的两重性,二者都不应忽视。尤其唐代以来的酷吏政治的教训是极深刻的。对这些,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也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史记·酷吏列传》之我见

《酷吏列传》是司马迁采用专题形式深刻反映汉代统治者实行严刑峻法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史传杰作。传中记载了十多个酷吏 ,对于酷吏的为人为政以及酷吏制产生的必然性和它造成的负面影响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述 ,否定了酷吏奸猾、媚上、凶残、骄恣等恶行劣迹 ,也肯定了他们廉洁、任侠、尽忠职守、执法不避贵戚等好的品行 ,可谓是非分明 ,褒贬得当。至于那种认为司马迁全盘否定酷吏及酷吏制的传统观点 ,我们对之应认真加以辩正。     

简论《淮南子》"民本"思想

(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及其门客编著的《淮南子》是一部集道家黄老学派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淮南子》具有较为丰富的“安民”、“利民”和“富民”等“民本”思想,本文依托于《淮南子》,就其“民本”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     

简评史记论赞

<正> 史记论赞,系指《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仿《左传》的“君子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称篇末之“太史公曰”为赞。《史记》全书,序二十三篇,赞一百六篇。二十三序,即十表九序,《将相表》无序;八书五序,《礼》、《乐》、《律》、《历》、《封禅》五书有序;世家中有《外戚》一序;列传中有《孟苟》、《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货殖》八序。一百六赞,即十二本纪缺《今上本纪》,有赞十一;八书三     

《墨经》中有关原始诡辩学说的一个材料

古代中国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学派,近来大家都称为“诡辩学派”。但“诡辩”两字同样适用于纵横家,例如《史记》称张仪“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艺文志》把惠施、公孙龙列入“名家”,但列入“名家”的也还有不务诡辩的《尹文子》。可见“名家”和“诡辩学派”两个名词用来称呼惠施、公孙龙这一学派都有范围过宽的毛病。     

《天问》“负(妇)、子肆情”新解

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里谈到群婚制度残余的时候,提及“匈奴人的故事”。这显然指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族、即戎狄集群盛行的所谓“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子”(见《史记·匈奴列传》)的习俗。这种习俗在《楚辞·天问》里也有所反映: “昏微遵迹,有狄不宁;     

唐《御史台精舍碑》初探

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唐《御史台精舍碑》(以下简称《精舍碑》),是件难得的法制史文物。它以石刻史料填补了新旧《唐书》的空白,为研究唐代监察制度、监察机构、狱政措施以及立法状况与法制思想,尤其是宗教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碑文说明,唐朝在其封建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中,不仅设置台狱,而且于台狱之内又置精舍(佛舍)。这一重要的狱政措施,反映了佛教思想对唐代法制思想的影响。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清代国子监行政官员选用制度述评

清代前期,对于国子监行政官员的任用制度屡有变化。管理监事大臣一直由皇帝特简,满汉祭酒一般为科甲人员,但亦有例外,由上级官员推荐后经皇帝钦定。司业作为祭酒的副职,满员、蒙员、汉员的铨选制度颇有差异,亦须由皇帝选用。监丞、典簿等中下级行政官员则由吏部铨选产生。     

论唐代贬官的迁转途径

唐代官员因犯有过错被降职或远遣后,经过一定期限或遇赦仍有迁改官职的机会。但由于贬官身份、官资的特殊性,政府对他们的迁转途径进行了限制。唐前期,朝廷主要通过征召与考满改官的方式来恢复贬官的官资;唐中后期,征召、量移改官是贬官迁转的主要途径。在迁转贬官的过程中,体现了政府对人事权力的控制日益加强的特点。     

西汉河东酷吏政治成因再认识

学者多认为西汉酷吏群体与秦代的法家文化具有内在关联。然而,具体到西汉河东盛产酷吏的现象,无疑与法家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有关。从学术史角度看,三晋本是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在战国时期,河内、河南分别受到相邻地区的儒、道文化浸染,唯有河东因其独特地理形势,保持了强固的法家文化。从军事角度看,秦汉之交的战乱对河东的影响相对较小,较好地保持了基层社会秩序的连续性,秦王朝政治文化风格的遗留较为沉重。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戎狄与相邻的边地文化形态曾是促使法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时代的河东地区虽是内郡,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边地气息,这为酷吏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民讼官--宋代民众对官员的诉讼抗争论略

宋代社会民风好讼并非只体现于民众之间,也体现于民众对官吏的诉讼活动中。官员被民所讼与行政能力有关,但更大诱因在于其对民众权益的不法侵害。民讼官的频繁,不仅因为民众维护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使然。豪强与胥吏在官民诉讼斗争中角色复杂,胥吏讼官更多体现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豪民对官员的讼争客观上与一般民众的利益有一致性。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以德治吏的历史反思

中国古代吏治的显著特色是以德治吏。以德治吏在官吏的选拔、考绩和监察制度中均有典型表现 ,并在中国历史上取得过巨大的成功 ,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度盛世与以德治吏有着必然联系。中国古代以德治吏的范式和操作体系 ,在世界文官制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并对近现代世界文官制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国古代以德治吏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 ,对我们今天的以德治国和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唐初地方官员与社会发展

地方政权是国家政权统治的基础,唐朝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地方官员的作用。在唐初盛世的形成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绩突出表现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与发展,开拓边疆,促进和巩固民族融合等方面。     

唐代文官服饰的文化内涵解析

唐代文官服饰质料优良、色彩华丽、纹样精巧,是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的反映,更是古代服饰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它具有鲜活的时代特征,是大唐帝国继承传统、内部调整的产物;它是汉族传统服装与来自西域胡服的完美结合,是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文明大交汇的直接反映;它具有极强的礼仪性和等级性,是以皇帝为核心的贵族政治格局影响之下的产物。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研究态势及其下一步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反腐利器,是能够从源头上治理官员腐败的基本制度。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探索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内容越来越多,但还存在主体单一、范围狭窄、缺乏刚性和不公开等问题。有必要对官员财产申报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