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及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将人类复归到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人口容量外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思路,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美、亚非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长期目标,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历,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其容量极限,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口容量,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65亿人和12亿人。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中国人口惯性的历史演进与城乡差异

2022年,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从人口惯性视角审视中国人口负增长,可以更好地认识和适应中国人口发展新常态。文章基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近70年全国及城乡人口惯性变化及其对人口长期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累积内在负增长势能,持续的低生育率导致2020年出现显著的人口负增长惯性;（2）在超低生育率驱动下,中国人口负增长将带来人口总量缩减和老龄化加速发展,且超低生育率持续时间越久,负增长惯性作用越强;（3）随着城乡生育率趋同,2020年城乡均呈现出人口负增长惯性,但由于农村年轻人不断流入城市,农村的人口负增长惯性更强。人口惯性反映实际人口年龄结构与均衡状态（静止人口年龄结构）的偏离程度,考察人口惯性变动有助于科学研判人口长期变动状况,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的成因与趋势,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负增长。     

欧盟人口转变与中国之比较

我国在世纪之交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与欧盟内生性的均衡人口转变过程相比。我国人口转变是典型的外生性非稳定过程,二者在主导因素、途径和结果上形成强烈反差。我国将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是巩固和稳定低生育率,缓解人口年龄结构改变的负外部性,促进内生性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条件、问题及对策

在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进程中,人口的均衡发展是一个关键。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协调发展。但是,从1990年代我国进入低生育率开始已有20来年,长期的低生育率的人口非均衡发展下将产生了更为复杂的人口现象,引发了人口规模与结构、劳动供给与需求、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等之间的失衡和矛盾,成为制约未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口难题,破解这些人口难题是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应有之意。     

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

文章阐述了总和生育率的来源、内涵及其理论基础,论述了人口粗、净再生产率表征更替生育水平与用总和生育率来表征更替生育水平的差异与不同;阐述了稳定与非稳定人口的差异和稳定人口理论的不足之处。文章指出,总和生育率属于稳定人口的指标,在度量非稳定人口的生育水平时,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定性条件极强的指标,必然要与实际非稳定人口生育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正确认识以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涵义颇具现实意义。     

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

本文计算了中国1950～2006年期间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发现早在1990年时内在增长率就已经由正变负。并且通过该指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比较发现,中国过去十几年的低生育率正在逐渐累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此外,本文基于不同的模拟方案结果揭示出,人口负增长惯性将会对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有重大影响。本研究旨在说明,中国人口发展处于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充分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负增长惯性问题,有关人口决策必须尊重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     

非洲未来40年将出现创纪录的人口增长

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的报告预测,从现在到2050年,世界最贫穷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将从11亿增长至24亿,成为世界上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美国人口咨询局高级人口统计学家卡尔·霍布指出,这个预测是基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生育率将呈下降趋势的假设,而目前在该地区的很多国家人口生育率并未出现下降。     

信息时代的人口动力学

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使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的6.0降到目前的1.8,已低于临界生育率水平,并稳定地保持了近10年。扭转了过去300多年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趋势,有望于2030年前后达到零增长,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的水平上,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条件。全世界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高于临界生育率,人口总量仍在继续增长,2050年可能突破100亿。继续降低总和生育率仍然是人口学界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要保持中国未来人口系统的稳定和提高人民的福祉,加强人口学科学研究,建立人口全息系统工程,对全社会的人口状态进行不间断监测,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提供实时信息。该系统的信息应能准确到人,关爱到人,服务到人,与其它社会信息系统联网,如电子健康(eHealth)、地理信息系统(GIS)、环境、社会保障和安全、教育系统等,形成国家基础信息系统的骨干主网。     

新加坡的工业化与人口发展

新加坡是亚洲最早将人口规划纳入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1966年,为提供家庭计划服务和大力宣传小家庭目标,新加坡政府设立了新加坡家庭计划和人口委员会.当时新加坡人口大约以2%的速度增长,而且总和生育率维持在4.7。由于新加坡从     

俄罗斯人口再生产形势的剧变

本文对俄罗斯的总人口发展、人口的生育率与死亡率等人口再生产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自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人口的总量出现下降趋势 ,出生率和生育率都大幅度下降 ,而死亡率上升 ,平均寿命骤减 ,人口的性别构成发生显著变化。这些产生人口再生产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1991年以后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时期的艰难曲折     

人口密度和生育率:一项探索性分析

20世纪是世界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期。文章利用世界187个国家1960～2000年(间隔5年)的时间序列资料,结合中国、印度和瑞典的个案分析,着重研究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密度是除影响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量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生育率的水平和趋势,在未来人口预测中有必要考虑人口密度变量。中国、印度和瑞典的案例也反映出人口密度与生育率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     

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自效应评估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生育率转变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人口效应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文章首先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水平间的对应关系,然后通过设置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比较分析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变动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使得四川省3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少增加4020万人,同时也使劳动力的总负担得到减轻;但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也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为今后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人口转变地区差异的聚类分析

运用聚类分析方法 ,从总和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和自然增长率三方面综合了我国 1990年各地区的人口状况 ,将各地区按人口转变完成程度的异同进行了归类 ,并与按生育率转变完成程度的地区划分进行对比。结果显示 ,两种地区类型划分有较大的一致性     

浙江省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关系的研究

浙江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已成为典型的老年型人口 ,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未来老年人正向中、高龄发展 ,老龄化速度快。老龄化程度在城乡及地区间分布不平衡 ,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在 1970— 1990年实行计划生育的 2 0年里 ,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人口年龄构成变化的主导因素。对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年龄构成的作用并使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生育率降得越低越好是一个观念误区 ,而应把优化人口结构和控制人口总量放在同等重要位置     

21世纪中国人口面临的艰难抉择──生育率与人口规模·老龄化的前瞻

总人口、老年人口规模与生育率呈正向变化以及老龄化程度与生育率呈反向变化的矛盾, 决定了低生育率导致人口数量较少但高度老龄化; 高生育率导致人口规模扩大但老龄化程度较低,造成未来生育政策调整的艰难抉择。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矛盾,继续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坚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是首要任务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江苏太仓市低人口生育率原因剖析

江苏太仓持续降低的人口生育率引起人口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并不是人口生育过程中的波动造成的,而是呈现出比较稳定的逐年下降的趋势。本文通过历史数据剖析了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的成因,并依据在该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剖析太仓市妇女二胎生育意愿,预测未来太仓未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动。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全面解决人口问题

人口是一个系统工程 ,各种人口问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过去为了解决生育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中国计划生育的主要目标集中在降低生育水平上。在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保持稳定的今天 ,应当提出全面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 ,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重要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