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冲击下的旧“文苑”

20世纪初年以来,报刊上的“文苑”栏成为旧诗发表的重要阵地,而在1917年“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在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等的冲击之下,1919至1921年间,报刊上的旧诗发表遭遇挫折,不少全国性报刊如《民国日报》《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时报》等的“文苑”栏被废止,这表征着时代的文学尺度发生了变化,新的诗歌阅读趣味开始形成,旧诗在新一代的阅读世界里面临危机。但之后甚至这期间,旧诗依然是报刊上的重要风景：有的是“文苑”废而又生,如《大公报》《时报》等;有的是旧诗发表一直未曾中断,如《申报》《益世报》等;有的是新生报刊创立“文苑”,如《学衡》《国闻周报》等。在这些阵地上,活跃着南北报刊大发其诗的同光体诗人、阵地满天下的南社诗人以及可以称得上文学史失踪者的绮艳谐趣派诗人等,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发表的竞争,如《时报》的“双轨”并行和《小说月报》的迭代而生,但无疑,他们共同缔造了“热闹”的“旧文苑”。     

唐才常与《湘学报》、《湘报》

《湘学报》、《湘报》是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具有全国影响的两份重要报刊。唐才常作为这两份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对《湘学报》、《湘报》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由湖南学政江标发起、创刊于1897年4月22日的《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作为以开化湖南风气,宣传维新变法为目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是近代湖南最早的新式报刊。唐才常任《湘学报》主编,同时兼任“史学”、“时务”和“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撰稿工作。唐才常借助这种新式宣传媒介,以笔为枪,大胆著文,大力鼓吹救亡,倡导变法,在当时的湖南思想界产…     

梁启超与资政院

<正> 设置议院,是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梦寐以求的目标;而资政院,只是清廷在“预备立宪”中所成立的“预备”议院.该院从1907年宣布设立到1911年自然解体,始终未能真正起到议会的作用,但作为立宪派精神领袖的梁启超,为了推动宪政运动的需要,一直对她倾注了极大的热忱.由于梁启超当时流亡在日本,其对资政院的影响,主要通过《政论》、《国风报》、《时报》等立宪派所办报刊,通过政闻社等立宪团体、徐佛苏等国内立宪派骨干去体现.考察此间梁启超的活动种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立宪派对资政院乃至对整个“预备立宪”的态度,有助于深入了解清末政局的演化.     

梁启超与《太阳》杂志

《太阳》杂志是当时日本言论界的代表性综合杂志。编者岸上质轩(Kishigami Shikken)曾采访梁启超,并在《太阳》杂志上刊登了采访内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在《太阳》杂志上获得岸上质轩的几次介绍。梁启超和他创办的刊物为《太阳》杂志提供了中国改革志士的形象和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太阳》杂志也被梁启超及其同伴的报刊积极有效地加以利用。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时,已很关注世界各国近事以及国内各地新闻,使读者知晓政治动态和新的学问。参与《知新报》编撰的何树龄也很关心《太阳》杂志,根据何树龄寄给岸上质轩的书简可知,何树龄比梁启超略早就与岸上质轩有了交往。通过《时务报》、《知新报》以及《清议报》,梁启超一直与《太阳》杂志保持着联系,在《清议报》阶段,尤使得双方的交流内容更加具体化。     

高旭与晚清革命诗潮

1903年前后,大量充满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的诗篇出现在以近代化报刊为主阵地的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革命诗潮。高旭诗歌之创作题旨在此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发表阵地逐渐从《新民丛报》转移到《国民日日报》、《觉民》、《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复报》等革命派报刊,其诗歌内容以宣扬民族民主革命为主旋律,以剑气激发民气,以箫心唤起国魂,形式和风格则承继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方向,在如潮水般涌起的革命诗潮中充当了主力军,引领了时代潮流。     

宋教仁与《民立报》

一 宋教仁(1882-1913)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报刊评论家.在从事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他很注重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把报刊作为其革命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先后创办、主编或主撰了几份著名的革命报刊,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醒狮>以及<民立报>等.有两百多篇文章①见诸于各革命报刊,且大多为政论文章;显示了宋教仁较强的新闻实践能力和坚定的民族民主革命信念.     

营造一时之“国论”——《东方杂志》的舆论理想

1904至1908年的《东方杂志》采取了非常特殊的“选报”体例。在当时各种官报、民报中并未出现一种足以成为为中国报界的代表刊物之际,《东方杂志》以民创报刊身份,通过淘选众报、驱为己用的“选报”体例,对于同一舆论空间中的众报论说进行选择性转载,并通过大量奏牍、章程等官方文书的刊载,试图树立本国报刊信用,成为一份“秘密社会”中的“开明刊物”,以营造一时之“国论”。     

从《庸言》看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尤善于以其如椽之笔,从事宣传,鼓吹改良主义。他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时人称为“报界之大总统”。民初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天津办起了《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本文拟就梁启超与《庸言》的关系作些剖析,或许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不是无益的。     

吉田松阴政治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早在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里就已经读过吉田松阴的著作 ,流亡日本后更因崇拜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而改名为吉田晋 ,称吉田松阴为“新日本之创造者”。他专门收集吉田松阴的著述 ,并抄录、出版了《松阴文钞》。从中不难看出吉田松阴对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 ,梁启超和吉田松阴在变法维新和救国图存等政治抱负上是相知、相通的。     

从观望到调适:《密勒氏评论报》在1949年的抉择

《密勒氏评论报》作为一份美商在华英文报刊,以其客观公允的态度和报道风格而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一直存在到1953年,是最后退出中国的外商报刊。进入1949年后,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密勒氏评论报》面临着生死去留的抉择。新闻政策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压缩了其生存空间,在对时局进行观察和判断后,《密勒氏评论报》积极做出调整和应对,最终决定留在中国继续办报。     

方苞“绝意不为诗”之辩及其诗论

方苞以古文名扬天下,世人皆言其不作诗,他自己亦多次提及自儿时即"绝意不为诗"。方苞"绝意不为诗"的根本原因是其父力戒方苞为诗。另外,相较于文而言,方苞诗才确实有限,诗作受到友人批评,他自己也意识到诗歌之难为。但事实上,方苞并非真的与诗歌绝缘,他时常写诗,只是少有留存而已,其从弟方世举的诗集中曾提及方苞作诗,足以明证。他有大量诗序,可见其诗歌观念。     

《民报》阵营分野与辛亥革命前后政治舆论的媒介镜像

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舆论动员涉及"革命"学理论证。《民报》作为话语系统,其对革命的表述策略在政治宣传中有集中的表现。《民报》被查禁本属媒介事件,引发巨大反响,并迅速演化成政治事件。查禁前后的政治语境及其相联系的舆论氛围尤其值得重视。章太炎主持下的《民报》逐步改变了早期激进与和缓的折中的办报路线,益发地偏左。这涉及革命阵营内部老同盟会与原光复会之间的分野,特别是孙中山与章太炎之间的矛盾。后来者常据此将《民报》停刊完全归结革命思想分歧的产物,实际上,《民报》的停刊有着更为广阔的政治背景,它关联世界范围内远东政治格局的变迁。面对中美、中日、美日关系联动中的利益抉择,为避免将清廷推向美国的怀抱,日本对清廷及革命者采取了均势外交策略。这亦是《民报》第二十四号暂时停刊的重要原委。《民报》被查禁事件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民报》被查禁的历程及局内、局外人解读,反映出革命元首与政治资源获取、日本外交策略及其对华政治舆论控制等种种联动关系造成复杂纠结的历史变数。     

论辛弃疾的接受美学思想

辛弃疾虽然没有留下词论、诗论或文论一类的专门理论著作,但是他有着自己的文学理论思想。其文学理论思想一般表现在具体的作品之中,其中接受美学思想是其文学理论思想的宝贵组成部分,对话关系、复调和声是其具体展开。辛弃疾的接受美学思想归根结底是其高尚人格的产物。     

金圣叹的人生哲学与他对《西厢记》的评点

金圣叹评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是用所谓"消遣法"评点古书"当赠后人",达到以批评鉴赏命世、垂名不朽的目的。他把《西厢记》视为"天地妙文",既充分肯定了《西厢记》的伟大文学价值,也揭示了《西厢记》所反映的人物和事件,是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本来就存在的"天地自然"。他推重才子、佳人之间所发生的"必至之情",是对封建礼教的公然叛逆。此外,他对艺术虚构、人物塑造、捕捉灵感等问题的论述,都接触到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有益于艺术创造。     

瞿佑与《归田诗话》及其诗歌创作——兼论《剪灯新话》诗歌与小说之关系

元末明初的杭州诗群为吴越诗坛重镇之一。瞿佑是诗群后期最杰出的诗人,所撰《归田诗话》领明诗话撰著之先,诗承"铁崖体"及杭州元诗风雅,组织工丽,擅长寄托,主于用事,不废俚俗,在明初诗坛独具一格。《剪灯新话》之诗大都是瞿佑托名之作,诗歌与叙事珠联璧合,或平实而真,或融工丽为一,别具风神意蕴。瞿佑之诗及《归田诗话》对明初越诗的繁荣、明清杭州风雅的开启都有一定的意义。     

陆贾与汉初的治国理念略论

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以儒家为主 ,内容包括仁义为本的德政观、与民休息的民本观、重教化轻刑罚的德刑观。他上承孔孟德治仁政思想 ,下启贾谊、董仲舒德法相辅、德治为主的主张 ,对汉初治国理念的确立及走向都有重要影响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官的法律思想——以包拯、海瑞为研究对象

包拯和海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官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法律方面的具体实践及基本主张主要体现在维护礼义、重视教化，严明执法、自律守法，用法护民、重法惩贪等多个方面。这些观念和主张也正好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官法律思想的大体内容。     

苏门学士廖正一考略

在元祜文坛上,廖正一颇负盛名.他以试策受知于苏轼,从结交伊始就陷入政治漩涡.但是他和苏轼心契神往,相知于道义文章,他们的交游带有明显的苏门文人团体性质.作为苏门重要成员,他和苏轼诗文唱和,与苏门其他人员也多有交游.其诗、词、文创作都有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年代久远,事迹难征,故而其名湮灭不彰.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大致考订他的生平,对之有进一步的了解.这对于了解苏门的特点,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及文人交往、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有一定的意义.     

商代祭祀活动中的“反本归宗”

"反本归宗"是商代宗教和礼制的基本原则之一.卜辞中的"报",是指祭祀.卜辞中有"即宗"的术语,"宗"指甲与辛日.